隐士大风流- 第22部分

严光先生满意的笑笑。刘秀先生以为通过考验了，又要把封老同学大官。严光先生说：“如果你在这样的话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啦。”听老同学这么一说，刘秀先生彻底死了心。可是他不明白的是，世上还有比当官更快乐的事情吗？他阁下当然不明白，因为他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问题，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这个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当官，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官。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也喜欢犯和刘秀先生一样的错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生活，心里想着，要是我想他那样该多好啊，或者他怎么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呢。

严光先生离开了洛阳。这一次他没有再回曾经的沂河，他回到了家乡，因为家乡也有一条像沂河一样的河流——富春江。如果说严光先生年轻的时候不愿意回到家乡还有面子问题在作祟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回到家乡应该是一种彻底的回归，他的心里很坦然，再也不会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他，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严光先生活了八十岁。在隐居富春江的日子，他老人家把每一天当作节日来过，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老头为啥整天笑呵呵的，难道他就没有烦恼吗？只有严光先生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是曾经压在刘秀先生肚皮上的那一条腿没有迈向官场，而是迈向了大自然。　

11、樊英，一个女权主义者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期的大隐士，他所生活的时代，潜伏着巨大的变革，处于夕阳即将落山，黑暗又将笼罩寰宇的大压抑时代。政治上清流和浊流分庭抗礼，德操上君子与小人剑拔弩张，泾渭分明的政治集团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这一切都能从樊英先生所的遭际中得到预示，他是大黑暗时代的先知，他的敏感的嗅觉告诉他，天色已晚，大势不可挽回。

樊英先生所处的时代也颇荒唐，一连串的婴儿皇帝使东汉王朝飘摇欲坠，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成了左右朝廷局面的关键性力量。然而这两股势力是非理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正常的，原本就濒于危亡的东汉王朝，又朝毁灭前进了一大步。清流势力的崛起或许延缓了毁灭的步伐，但作用亦微乎其微，党锢之祸的发生即证明了其力量的相对弱小，可毕竟使黑夜中有了一缕清风，而这缕清风的源头，则自然而然可见樊英先生的影子。他的高徒陈寔先生在党锢之祸中的大义凛然的表现，也是受到老师樊英先生的巨大影响而致。

除了以上论及的，樊英先生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女权主义观念至今看来仍不失为先进，这足以使宋明以来的禁锢的女权状况大汗其颜。

儒生耶？方士耶？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年的大隐士，大学问家，他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先生乃是同乡，大约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俱都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史书上关于樊英先生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先生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尽其详；宋真宗时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亦有关于樊英先生的零星记载，但大都取材于《后汉书》，也附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不知其源的故事传说，不是装神弄鬼，就是玄之又玄，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真乃一大憾事。

而这仅存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读过《后汉书》的读者上帝一定会发问，樊英先生的身份既是隐士又是学问家，但为什么不归在《儒林列传》或是《隐逸列传》，而却归在《方术士列传》？真正的原因只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心知肚明，但并不妨碍独孤二少先生借以揣摩。

樊英先生是渊博的儒生，即所谓的大学问家，这一点无可置疑。《后汉书》记载樊英先生从小就在三辅受业，通晓《五经》，尤其对《易经》尤为精通，乃是当世的权威性人物。

两汉时代，研究古今文经是显学，而且分门别类，学派林立。樊英先生因为对《易经》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综合而成一门学问，即时人所称的“樊氏学”。据说“樊氏学”十分流行，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希望能够跟从樊英先生学习《易经》。

“樊氏学”受推崇的程度若此，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是得力于樊英先生自身；二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使然。

秦汉两代流行谶纬之学，尤以东汉最为壮观。光武帝刘秀先生十分迷信谶纬学说，并在谶纬学说的帮助下取得天下；东汉建立后，鉴于谶纬学说的神奇效果，刘秀先生决心光大这门学问，使其成为东汉王朝的主导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老儿既然推崇谶纬学说，那些正拿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力，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

“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誓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场，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其实在独孤二少先生看来，谶纬学说无异于忽悠学说，好一似江湖术士寻卦问卜，能骗则骗，能蒙则蒙，骗和蒙都玩完了还不能令人信服，只能脚底抹油，逃之夭夭，要不然准得惹一顿胖揍，满地找牙。可那是在东汉，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黔首黎民，对谶纬一套胡说八道的学说深信不疑，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谶纬学说的超级偶像。樊英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樊英先生不能列位于儒林，而又归入方术士呢？这乃是历史和时代变迁而导致的。

如果东汉人修《后汉书》，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当然的结果，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却是南朝宋人。东汉而至南朝，两百多年的沧桑历史，白云苍狗，谶纬之学已由两汉时代的显学而蜕变为“衰学”。

由于历史对待谶纬之学的前后态度有差，范晔先生在撰写《后汉书》的时候也颇感为难。一些想当初都堪称硕儒的学问家应该归于哪一类呢？归到儒林吧，读者上帝不答应（当时亦有读者上帝，而且鉴赏能力非常之高），一定会说，这些大忽悠怎能归于儒林呢，这不是给儒生阶层抹黑吗？

范晔先生无奈，只好将此类人归到方术士门下，另立一篇传记。方术士乃是方士和术士的统称，既包括天文家、音乐家、数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星相家、预言家、炼丹家和高僧名道。正如范晔先生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存在即合理，方术士作为一个蔚然壮观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樊英先生对《易经》的研究和另类发挥，使得他成为名冠一时的大儒；他还是谶纬学说的继承者和光大者，尤其是研究《易纬》（谶纬学说中的一条分支——纬书之中的首部纬书）的佼佼者和权威专家；樊英先生也因此没能被范晔先生归于儒林而别立于方术士传中。这对樊英先生似乎是一种不公正待遇，亦被后世引为憾事。

历史还在前进，并不存在所谓的定论，樊英先生究竟在历史上以何面目示人，《后汉书》说了不算，后世之人自有公断。

从目前的趋势看，“是儒生，还是方士”的唾沫官司还要打下去，还要吵得天翻地覆，但读者上帝不必为其劳神，只消记住，樊英先生是个隐士。这是一个不需要争吵、没有冲突的话题，千百年而后，人们已忘掉孰为儒生，哪个是方士，只记得一个隐士，一个卓尔不群的隐士。

汉顺帝很生气

请读者上帝暂时忘却那桩劳神的官司吧，下面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上场呢。

樊英先生隐居的地方在壶山，而隐居的年龄已不可考，大约学有所成之后就隐居起来，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纵观樊英先生的史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合作者。

因为“樊氏学”　的名声响当当，当地州郡的官员争相前来延请，但均被樊英先生拒绝；公卿也佩服樊英先生的人品和学识，纷纷举荐他为贤良、方正，但他都不应；汉安帝初即位的时候，朝廷按照成例征召贤能之人当博士，并赐给策书和公车，樊英先生和同郡的其他五个人同在被征召之列，但在樊英先生不合作态度的影响下，只有两人应召，樊英先生等四人置若罔闻，不加理睬。

读者上帝一定以为樊英先生太过清高狂傲，儒生治国平天下乃是己任，如此简慢蔑视君主和法令，不是儒生应所当为的。其实不然。樊英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政治倾向和生活主张，他的不合作的态度亦是从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现状折射而来。

樊英先生生活的时代大约经历了五个帝王，即汉安帝、汉顺帝、汉冲帝、汉质帝和汉桓帝，其中冲、质二帝御宇时间非常短，都不足一年之数，因此樊英先生大体生活在安帝、顺帝和桓帝三世。这三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正是东汉王朝迅速走向毁灭的阶段。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东汉之亡肇始于桓、灵二帝，非也，种种迹象表明，桓、灵二帝及其以降东汉诸帝的颓废不堪，皆种因于安、顺两朝，安帝和顺帝对东汉的衰亡实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汉安帝刘祜先生是个半吊子二百五，政治上毫无建树，可却能宠幸女人，阎姬就是他最宠幸的女人之一。阎姬后被册封为皇后，成了安帝龙床上的专宠，但奇怪的是她并未能为安帝生产一个儿子。在母以子贵的后宫，身为皇后而没有嫡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荣耀和显贵亦无法保障和为继。安帝死后，阎皇后为了保全自身，施计废掉了安帝的长子刘保，即后来的汉顺帝，另立幼儿刘懿为皇帝，她则垂帘听政，照旧执掌大权，继续尊崇。

没想到刘懿是个短命鬼，只在龙椅上坐了七个月就死翘翘。刘懿死后，曹腾（曹操之所以姓曹，就是随曹腾的姓，曹操的老爹曹嵩乃是曹腾的养子，原姓夏侯氏）、孙程等十九位宦官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被废的刘保先生即位，就是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立刻就废黜阎太后，以报当年之仇。

汉顺帝即位时年方十一岁，政权操切于众阉宦之手，有拥立之功的十九个宦官俱都封侯，开启了给太监封爵的先例。汉顺帝长大后，性格懦弱，很少有振奋的表现，相反纵容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导致梁氏外戚揽政长达二十余年。宦官多是群小，外企专横跋扈，朝堂之上妖气弥漫。汉顺帝御宇这二十年，致使东汉王朝毁灭的各种因素俱已呈现，政府更加腐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到了桓、灵二帝的时候，局面愈发不可收拾，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由勾结而转为水火难容。梁氏外戚衰落后，新的外戚力量崛起，但面临的情况却迥然有异，很难再恢复到梁氏当政时的不可一世；而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势力则又重新抬头，他们挟天子而发号施令，与外戚集团争夺权力，相互倾轧。东汉王朝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吃上等的补药尚无济于事，何况再下两帖虎狼药？一命呜呼是必然的命运。

这些事情都是樊英先生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樊英先生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内心里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而取代。

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穷有两个境界，其一是个人之穷，比如生计无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于国于家均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以期避免给社会带来麻烦；其二是国家之穷，比如战争频仍，奸邪当道，皇帝亲小人远贤人，这种情况忠臣贤士已失去尽忠报国的机会，只好抽身而退，以苟全性命。

不论哪种穷法，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独身其身的方法多种多样，最普遍的就是跑到深山古刹隐居起来，与闲云野鹤相伴，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