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到满人自己手里而已。原来都认为是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ND323，之所以没有从中特别地做梗，而且后来得以贵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显然也有满人遵行满人政治的逻辑。无疑，这是这些满人少年亲贵们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当时中外公论，张之洞和袁世凯并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张之洞行将就木，而袁世凯年富力强，批评他不学也罢，好玩权术也罢，但毕竟人家还有术，而且也有人望。驱逐袁世凯，而且找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硬说人家有“足疾”，强令回家“养疴”，不仅难以服人，寒了一大批汉人官僚的心（虽然袁的政敌感到快意，但其中也不乏狐悲兔死之感），而且导致中枢失去了重心。年轻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读到袁绍兄弟组织讨董卓联盟，由于袁家兄弟处事不公，先是孙坚走了，金圣叹批道：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接着曹操也走了，金圣叹又批道：又走了一个有用的人。晚清此时的局面大体类似，袁世凯走了，张之洞不久也死了，一干满人亲贵完全掌控了中枢，权力是收回了，但局面却不可收拾了。
至于皇族内阁，则伤了更多的人，立宪派的一腔热血，被劈头浇了整整一大桶凉水，凉到底了，不仅是粉碎，而且是羞辱了他们立宪的期盼。至于收回路矿权，更是将连立宪理想都没有的地方实力派一并伤掉了。在晚清这种动荡的局面下，这样的政策大手笔，只有满人亲贵得到了利益，而其他所有的集团和阶层，统统亏本。满人集团想不众叛亲离，亦不可得矣。辛亥年革命党广州起义的时候，一来皇族内阁还没有成立，收回权力的政策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施行，二来广州当家的还是汉人的能吏张鸣岐和李准，所以撑住了。而到了10月，一来政策效果开始彰显，二来又赶上瑞ND251这个草包，闻警即逃，结果土崩瓦解。
清朝是满人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其统治集团的代表面相当窄。其统治的稳定，主要凭借军事实力和由征服行为所带来的政治威势，在这种实力和威势还比较强的时候，满人（包括入旗的蒙人和汉人）在政治权力方面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可是随着统治集团自身的腐化，军事实力和政治威势的消减，满人统治集团势必要作出让步，逐步扩大汉人参政的面。待到统治出现危机，不得不依靠汉人绅士集团挽救危局的时候，整个政局的满汉格局颠倒，则是大势所趋，即使西太后、恭亲王奕ND323这样政治经验丰富、权谋老到的满洲强人，都无法扭转（事实上，纵使康熙乾隆再生，恐怕也得承认现实），何况载沣、载涛、良弼、荫昌和载振之辈的纨绔子！这些人中，只有良弼一个好歹还算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了业，虽然被满人捧上了天，一天仗没有打过，就算有本事，也需要个成长的过程。其他的人，即使朝廷花大钱送出了国，也不过在国外做了一回两回早期的留学垃圾（载涛、荫昌均留学德国），连个起码的学位都拿不到。
辛亥革命中满人官僚的表现，不过是满人统治集团腐化堕落的集中爆发而已，这个腐化过程，已经绵延了百年。当年骁勇的八旗战士，早就堕落成了除了花钱和玩，其他百无一能的北京大爷。只是在同（治）光（绪）时代，朝中还有几个明白人，最后几年搞改革（新政），预备立宪，合法性尚未彻底消失。西太后死后，如果继承者能够老老实实按着既定方针走下去，不妄想强化一己集团的权力，既开罪不了袁世凯集团，也不至于得罪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而且通过他们的效力和彼此间的制衡，随着政治的逐渐改良，满人集团断不至于有如此下场，这么快地就丢掉了政权。革命中，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满人还遭到了清算甚至屠杀。武昌起义后，占领武汉三镇的革命军，曾经大肆搜捕满人，据说曾设置路卡，碰到可疑的行人，就要他说“六十六”，只要有京腔就拖下去杀掉。当然，这种事情，我但愿它仅仅是传闻而已。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孙天生这样的流氓无产者，还属于盗亦有道之辈，抢钱夺权，大有古风，虽然趁乱发财，大抖威风，但并不伤及无辜。然而，随着时代的流变，当年大盗小盗的道行，早已经沿着另外的方向进化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历史再给他们这样的时机，能出什么样的事情，纵然诸葛再生，恐怕也难以逆料了。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晚清的官场多事，最富戏剧性的事要数杨翠喜案。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艺俱佳，很受津门闲人的喜爱，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从艺坛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来佳人已属沙陀利，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䜣之子，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之金屋。
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那是日俄战争之后，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路过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席间杨翠喜献艺，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她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随同大活人进献的据说还有十万雪花银。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芝贵。不久，段芝贵一跃，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跻身方面大员的行列，这样的破格提拔，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䜣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ND324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䜣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ND324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并亲口教好了两人如何答对。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一个移花接木的掉包计，已经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
醇王爷和孙家鼐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大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鼐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启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瞿鸿ND324和岑春煊不出面，谁肯卖力查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䜣和他的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到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䜣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䜣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䜣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䜣，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䜣的大力配合。而奕䜣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多少年后都记忆犹新。等到奕䜣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做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NB053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