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故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
子川，山东人。1943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
“修养人‘的看守所，墙外碉堡围绕，武装警卫每时每刻都是持枪对着院内，里面
又有武装和便衣看守；有一个院坝，每天可出屋放风一次，各室轮流放风。男室一
排楼房，上下各8 间，对面一排平房为女室，男女两室的人，对面可见，但不准谈
话，亦不准凭窗探望。
这里被囚的人，基本上是案情确定，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如若是三
年以上者，则要送到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 月
息烽监狱撤销，这所“中学”便代替了息烽监狱。
‘大学“——即息烽集中营。一提到”大学“这个名称，就令人毛骨悚然，一
般人情愿挨一枪一刀结束了生命，也不愿去息烽受那长期地折磨；但反动派却偏偏
要用尽一切残酷办法，把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至死。
在这个处于深山峻谷中的人间魔窟里，被囚的人，都被折磨得残废。神经失常、
浮肿、夜盲、记忆力衰退，最后不免一死。被送到这个集中营的，都是属于案情严
重、判刑三年以上或无期徒刑的。还有一种，是世界任何法律上所没有的名词，叫
做“不定期”的长期监禁。当时被关押的以“不定期”的人为最多，约占半数以上。
被关押的人，在“小学”时，大家是以“日”计算自己被囚的时间；在“中学”则
以“月”计算；到了“大学”，就得以“年”计算。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年”
呢？许许多多的人竟被万恶的反动派长年累月地剥夺了自由生存的权利，而在解放
前夕，还有大批的人遭到集体屠杀！
凡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人，首先要把随身所有的现款、首饰。手表、钢笔、书信
等缴出；再行严密搜身，然后编号，说明此号即为营中通用的姓名，互相呼唤，均
喊代号，不准互通真实姓名，更不准互谈案情，违者加重处分；后进营的人，亦不
能将外面的情况告诉先进营的人，如有获释之人，亦须搜身检查，穿着的棉衣则须
脱下，逐块逐处的摸捏，若发现有信件或地址纸片等藏在其中，当即还押，轻者长
期监禁，重者判处死刑。
在集中营里的“修养人”，终日劳动，所吃的饭，水分很大，但又不烂，沙石
及稗子极多，因此饭色黑黄，大家讽称之谓“黄金饭”、“蛋炒饭”，有胃病的人
吃后终日不得消化。下饭的菜，是白水煮老白菜帮子，每人一瓢。贵州缺盐，盐巴
很贵，虽规定每人每天供盐二钱五厘，但被贪污去了。这种伙食，终年累月没有改
变。集中营均是长期监禁的人，因此人人皆病，浮肿、夜盲、瘫痪、风湿、心悸、
肠胃病等极其普遍。营中虽设有医务室，每天有“医官”到各“斋房”诊病，但这
些病，并非医药所能治疗，所谓医治只是形式而已。
集中营内“修养人”所穿的衣服均破烂不堪，因被逮捕后不准对外通讯，也不
能取得自己的衣物，只有随身穿的一套衣服。严寒时才发给棉衣。所谓棉衣，就是
军统局每年发给军统分子新棉军服时，缴回的旧棉衣。这些脏、烂、破、臭的棉衣，
每个“修养人”只发一次，被禁好多年，就得穿好多年，穿在身上是捉襟见肘，棉
花都成了硬板板，根本不能御寒。
警卫方面，更是层层包围：大围墙外碉堡林立，二道围墙又有武装站岗，各
“斋房”还各有一道围墙，门口也站着武装，“斋房”内外，便衣看守和管理员日
夜巡逻不停。
特务头子周养浩还无耻地说：“你们这些人，住在大圈圈内的小圈圈里，小圈
圈里又有黄金困（即土墙），黄金圈里黄金屋，又有人保护，有吃有穿，这是世外
桃源，还不好啊！”
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损耗着无事人民的身心；再加上处于
丛山深谷之中，与世隔绝，置身于人间魔窟，常有“长夜漫漫何时旦，不知人间今
夕是何年”之感。
我是在1943年4 月被送到集中营的。听说在这以前叫做监狱，主任是刽子手何
子祯。所有被监禁的人，终日终年地锁在屋子里，留一小窗孔，作为送饭食的口子。
连这个小小的窗口，平时也是用黑布挡着，只有送饭时才把黑布拉开一下，不要说
出屋放风散步，连向窗口张望一下都不可能。因此，无人不生病，有的病情严重，
太阳出来时，才可以出屋晒上十分钟太阳，这是所谓照顾病人的特殊待遇。贵州天
气时常阴雨，偶在天晴之日，就在院中置一木笼，和动物园中关老虎的笼子差不多，
凡有病的人，轮流从屋子里被拉出来关进本笼，站着晒上十分钟。但是，因为人长
期被关在阴湿暗室中，忽然接触自然界的空气与太阳，身体疲弱，不堪支持，凡出
来晒太阳的人，常会晕倒在笼中。笼小，人倒不下去，只有软瘫在笼栅上。黄显声
先生曾目睹此情况，他每每谈到此事，气愤填胸，大骂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在我被监禁到集中营的那年，监狱负责人已换为大特务周养浩。周养浩的阴险
手段，欺骗了不少的人。黄显声先生曾经告诉我一件事：在Iw年时，黄先生和周同
去玄天洞探看杨虎城将军。饭后闲谈时，杨将军对黄先生说：“军统局上上下下没
有一个好人，只有周养浩这个人还有点良心。”这是由于周的骗术高，以致使秉性
耿直、胸怀磊落的杨将军受其蒙蔽。1949年，特务密谋杀害杨将军，就是由周养浩
到贵阳把他骗来重庆下毒手的，其手法的阴毒，实非一般小特务所可比拟。他接事
后，就宣称“改革狱政”，“开明管理”。将“监狱”改称为“新监”，实际上除
了加重迫害之外，并增加了经济上的剥削，其手段的阴险毒辣，比何子祯犹有过之。
周养浩的生财之道
周养浩当集中营主任四年，不但杀人无数，任意奸污女“修养人”，而且迫使
那些已被折磨得体质衰弱不堪的“修养人”为其劳动生产，供其荒淫无耻的挥霍。
他的办法，是以“改革狱政”为名，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或原在社会上有声望的
人，参预讨论制定所谓革新办法，成立生产机构，把一些“修养人”由“斋房”里
提出来工作，称为“工作修养人”，发给极少津贴，与监狱的职员同住、同食、同
劳动。在1944年时，参加这种劳动的达80余人，其中所谓“工作修养人”有70人，
职员仅有10余人。这年12月日寇打到贵州，释放了二三百人，组织机构才适当缩减
了。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在“修养人”中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所谓“同
志”，是指原为军统分子，因违犯军统纪律而关起来的特务分子；所谓“非同志”，
是指社会上被绑架来的人。造“修养人”名册时，这两种人是分开造册的。在每年
一次的“四一”大会时，只有属于“同志”名册内的人才有被赦免的机会。
在“工作修养人”中，“非同志”占绝对多数，“同志”占极少数。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同志”均是军统分子，有打“小报告”（即告密）的权利，可以随时
向军统局打“小报告”。“非同志”完全在周养浩控制之下，不怕泄露他的秘密，
所以他认为提用“非同志”为“工作修养人”比较可靠。虽有少数属于“同志”的
“工作修养人”，也是经他再三考虑不致做“小报告”的人。
在财务上，会计室与第四组生产部门的会计股是严格分开的。会计室属军统局
会计处，它的职责是要按年度预算逐月向上报核决算。第四组的会计股则掌管大小
13个生产单位的财务，不向上报销，由周养浩自行支配。所以狱中生产就等于周养
浩个人自办的企业，尽量剥削“修养人”，以饱其私囊。其生产营利的门路有如下
数种：（一）复活工厂：集中营内设有铅印、石印、雕刻、糕点、缝纫、草鞋、布
鞋、卷烟等8 个生产单位，统称为‘复活工厂“。”修养人“充当生产工人，每人
必须参加一种甚至数种劳动，计件给以为数极少的报酬，名叫”赏与金“。全月所
得最高的”赏与金“在当时仅可买到一斤肉，一般的只能买点肥皂、草纸等日用必
需品。复活工厂所获的利润却不小，其中以铅印与卷烟的营利为最多。它所产的”
四一牌“香烟畅销贵阳、重庆等地。
（二）商业：开设“正谊商店”与“四一合作社”两个商店。“正谊商店”开
设于息烽县阳朗坝正街，自建铺面楼房三大间，为全坝之冠。派员由重庆、贵阳等
地运来的日用百货、布匹及官价盐巴等均以高价售给当地农民。“正谊商店”是对
外公开营业的，收用当时通用货币。“四一合作社”设于集中营围墙内，除售百货
外，兼营糕点、烟、酒、冷菜等食品，营业对象是“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
售物不收通用货币，只收“代用券”。
（三）煤炭厂：集中营附近曾开一小煤矿，挖煤自用。又设有炭窑数个，每到
秋季就派人外出，到处砍伐青冈树，烧成冈炭，到严寒时运至贵阳待价而沽。
（四）农场：除种蔬菜供食外，并饲养鸡、鸭、猪等数百头，每届年节就用卡
车运往贵阳、重庆等城市出售。
（五）汽车运输：这是经济来源的最主要、最大的一个部分，直接由周养浩的
小舅子郑文松掌管。有一部大卡车是以押送“修养人”为名向军统局请求拨来的。
其他的车，均是以拦截过往的货车，进行非法检查后扣押使用。经常在外日夜进行
运输的有四部大卡车，除代运走私货物收高额运费外，多半自运生猪、菜油、粮食
等到大都市出售。这些生猪、菜油、粮食的来源，是由周养浩特别指定的警卫人员，
到四乡向农民平价收购。愿卖者，就自行送到集中营；不愿卖的，到夜间又派上两
三个彪形大汉的警卫，持枪逼购，不卖也得卖。四乡农民，被搜刮得一贫如洗；食
无粮，灯无油，圈无猪，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六）发行“代用券”：集中营的“修养人”和“工作修养人”不能持有通用
货币，可能是为了防范“修养人”越狱逃走。集中营自行发行“代用券”，分为1 、
5 、10、50、100 元五种。凡“修养人”人营，首先要把所带现金全部缴出，换以
“代用券”。发给“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都是“代用
券”。只有军统分子的自由人才能持有现金。凡“修养人”人营时带的现金，或变
卖金银首饰、手表等的现金，以及个别“修养人”由亲友转送来的现金，均必须换
成“代用券”在营中使用。现金则全部被套换去做投机生意之用。
特务头子周养浩就是以这些办法剥削“修养人”和抢劫人民的财富，可说是无
本万利。他所付出的，仅仅是“修养人”的“赏与金”和“工作修养人”的津贴，
为数极微。“工作修养人”的津贴，组长级每月200 元，股长级100 元，一般为50
元。当时50元，约可购到3 斤肉。每至发放之期，集中营农场就将病牛和瘦猪杀了
卖肉，把钱又都赚回去了。
几个“修养人”的遭遇
集中营虽用尽各种威吓、迫害、恐怖等种种手段和层层严密封锁的办法防止内
情外泄，但总封不住人们的口，更锁不住人们的心。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共同的，相
处日久，彼此了解，大家利用劳动的机会悄悄地交谈，互通真实姓名，互说案情，
并相约在自由后愿为难友传递书信，探访亲友。为了避免突击检查，大家都是将难
友亲属的姓名、住址等默记心中，或写简单的信件密藏起来。在我被囚数年中，所
听到的情况，颇为不少。
集中营先后被囚的人不下数千，就从“修养人”编号来看，一年之中，总有千
人左右。周养浩是1942年秋季到集中营接事的，他到后，重新编号，我在1943年春
天被监禁时编号609 号。这就说明，在当时实有人数，至少有600 多人，以后还逐
月增加。仅贵州这一处的集中营，就不下数千人。
这些人中除大家熟知的共产党员罗世文、车耀先和黄显声。宋绮云等外，还有
一些从来不问政治的人，也被任意罗织罪名，加以关押，甚至杀害。现就我所接触
的人中举一些例：（一）石作圣、李仲达。陈河镇、苏文玉：他们四人是抗战时期
由山东流亡到四川来的青年学生，原在四川省绵阳县国立六中读书。学校名为优待
流亡学生，官费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