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但后面原税警总团部仓库的一排房子，堆存着棉军服十
多万套，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物资，仍由军统局所派交警部队看守着。杜维垣以大
门有卫兵守卫，学生出人不便，请军统局将仓库移走。1946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
部保密局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所接收的军衣等军用物资移交给联勤总司令部经
理署。我那时任该局经理处处长，主管经理业务，曾陪同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派员
来沪点交。但该署因为伪税警军衣全是黑色，不适合做军服用，延不接管。拖到1947
年冬，杜月笙叫郭兰馨和林尧民到南京找毛人凤商量并和我接洽，经我几次催促经
理署长陈良和傅仲芳从速接管运走，直到1948年才将那些军用品搬出。以后该校因
时局紧张便停办了。
戴笠死后军统与社的关系
戴笠坠机身死，杜月笙很悲拗，曾由通济公司赠送金法币20亿元，由林尧民将
支票送到军统局副局长毛人风处。毛以这笔款子应送给戴的家属，命林带回上海交
给了戴的儿子戴藏宜。
1948年一二月间，杜月笙由上海到南京，住在洪兰友（时任社会部次长）家里，
有一次和洪一道赴灵谷寺戴笠坟前致吊。我以后听到守墓的人说，杜到墓前时，眼
泪盈眶，行了三鞠躬礼，在坟墓的周围看了良久才离开。
戴笠死后，杜月笙与军统（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在内）仍然保持关系，不过杜与
郑介民、毛人风等关系，没有和戴那样亲密。直到1949年1 月间杜离沪赴香港为止，
王新衡始终担任着双方联系的工作。这个时期（1946——1949年）杜与军统局、保
密局往来的事实，根据我所见所闻列举如下：（一）1946年6 月间，蒋介石在全国
人民要求民主、取消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军事委员会撤销，但同时
仍将原属该会的军令、军训、后勤等机构与军政部合并为国防部，实际上只卸除了
军委会这块招牌。他又因人民提出取消特务机构，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化整为零。
这个计划在戴笠生前已经蒋批准，并已开始实行。惟特务首脑部——军统改组后的
名称和隶属问题，迄未解决。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以国防部无军统局的编制预算，
不能发放经费，只借支维持费几成，致特务经费感到困难。这时，军统局局长郑介
民在北平任军调处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由唐纵代理局长，唐对经费不过问，内部事
务归副局长毛人凤负责。我当时任该局经理处副处长，负该处实际责任，因将经费
困难情形向毛反映。毛命我前往上海，找杜月笙商借法币2 亿元维持。我于6 月里
来沪，因不知社的住址，找了王新衡（王当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
查处处长）引我同往18层楼（即茂名公寓）见杜，杜立即应允，嘱其秘书胡叙五开
了2 亿元的支票给我。我问杜此款将来还到何处，杜说只要交给南京通商银行。到
了下月初，我到该行归还借款，该行负责人童一平说，杜关照不收利息。以后七、
八、九月，每月中我都去上海一次，向杜挪借2 亿元，也都于次月初在南京归还，
迄未收过利息。到了10月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编制预算确定，经费
有了着落，才停止向杜商借。
1949年杜月笙由上海往香港，寓居坚尼地城18号。同年10月广州解放，我也到
了香港。因毛人凤由台湾打电报给我，要我发给香港站组的经费，而经费尚未汇到，
该站组急需款项，我又找杜暂借港币1 万元，杜立嘱顾嘉棠取了港币现钞给我。过
了几天，我即归还，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杜见面。
（二）1946年冬，军统头目徐亮（即徐为彬）以各地青洪帮的势力很大，而军
统局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已经结束，为了继续控制利用这股势万，使它成
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外围，并作其个人的政治资本，曾向保密局正副局长郑介民、毛
人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作为团结各
地帮会的中心机构。郑等采纳其建议，转报蒋介石批准。该会于1947年春在上海成
立总会，由徐亮任理事长，拉杜月笙为常务理事，在蒋管区各省市设有分支会，办
法和目的同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一样。徐拉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仍在利用他来号
召各地帮会，尤其是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参加，但该会一切实权操于徐手。
（三）戴笠死后，郑介民和毛人凤分任军统局正副局长，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
保密局后，郑、毛分任正副局长，在郑未返局以前，由毛代行。唐纵和毛人风都不
在帮，他们两人和杜没有直接往来。郑介民参加过青帮，是通字辈，辈分比杜大。
郑和杜虽有接触，但他们的关系远没有杜和戴笠那样深。郑对杜的态度和戴不同，
要用杜时就去找杜，用不着时就不和杜接近。郑在任军统局和保密局局长时，只于
1947年夏间，由北平到上海时去看过杜，在杜找他参加通济公司董事会会议以后，
就再没去看过杜。郑在通济公司会后，曾在南京对我说，杜月笙吸鸦片烟，生活腐
化，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晚上去看杜，杜的精神很好，但他却要休息了，杜
拉他长谈，他精神吃不消，因此很不愿去看杜。这是郑自己说他不愿去看杜的原因。
其实郑不常与杜接触的最大原因，还在郑怕老婆，郑妻柯淑芳对郑管得很严，怕郑
被杜带坏。我于1947年夏间，有一次和保密局总务处副处长成希超去南京北平路郑
家时，柯对我们说过这样一番话：上海这个地方坏得很！烟、赌、娼、交际花，无
所不有。杜月笙的门槛多，所以郑介民一去上海，她总跟着郑去，怕郑跟杜搞在一
起学坏了。郑去看杜，她也和郑一道去；杜请郑去开会，她不好去，但她打电话催
郑赶快回家。
（四）王新衡从IWh 年2 月起，任军统局和保密局的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
调查处处长，一直继续担任戴笠、郑介民和毛人凤等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工作，杜
待之如上宾。王不仅和杜本人的关系密切，两家内眷也往来很密。我从1946——1948
年，每次由南京出差到上海，必去善钟路（今常熟路）l 号访王，好几次碰到姚玉
兰和杜的大媳妇等在王家打牌吃饭，有两次王还邀我和她们同叉麻将，有时王的岳
母和王夫妇也人局，每次都在王家吃了晚饭才散。她们在王家玩牌时，都打电话回
家去，杜月笙听到她们在王家玩，就放心了。
1948年春，国民政府选举立法院立法委员，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杜出来支持，
为王拉选票。当时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选举，都是由CC系和蒋经国等
操纵，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蒋介石圈定后竞选的。王因和蒋经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同学，私交极好，经蒋经国提出由蒋介石圈定为上海市应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之一。由于所提候选人名额比规定的多，候选人必须自己拉票竞选，王在上海虽已
多年，但他一向搞军统特务工作，从搞选举的角度来说，对外关系不够。因此杜月
笙不仅为他拉关系，而且破钞为王请客拉选票。王得杜支持，当选了立法委员。1948
年秋，王到南京立法院开会时，曾和我说起：“我竞选立法委员，自己花的钱不多，
完全是靠杜月笙帮忙的，杜帮助很热心，亲自为我到各方面拉关系，而且掏腰包请
人吃饭，他为我的事耗费精神和金钱不少。”这可以说是杜月笙因为王多年来担任
他和戴笠及军统的联系而对王付出的一笔报酬。
我所经历的军统三个集中营的内幕
黄彤光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统治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1942年我还是一个人世未深的
青年，也遭到军统特务毒手，于5 年间在重庆被逮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望龙门两湖
会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又转囚于贵州省息烽县阳朗坝
集中营，历时数载。现将我在这人间魔窟中的种种遭遇，分述如下：
被捕后的“入学”过程
国民党特务机关所设的监狱、集中营，都是见不得天日的迫害爱国志士和无辜
人民的屠场，所以虽如蛛网密布全国，但都非常隐秘，一般把这些魔窟美其名日
“学校”，将国在其中的人称为“修养人”。所设“学校”又分为“小学”、“中
学”、“大学”三级，“小学”相当于拘留所，“中学”相当于看守所，“大学”
相当于监狱。
“小学”——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内，面临长江，是一所家庙式的会馆房
屋，在大门口挂一木牌，上写：“军事委员会特五团”。团长是特务王兆槐。实际
上这是个特务机关迫害人民的秘密拘留所。它的主要部门叫做“行动组”，组长程
永铭，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刽子手，副组长胡天放，还有组员数十人，专门从事绑票、
逮捕、用刑、暗杀、活埋等勾当。这一伙歹徒，白天除留少数人值班外，其余均外
出四处活动，一到天黑，就将从四面八方绑架的人带回来，夜深以后开始审讯，电
灯彻夜通明，打骂、刑讯与痛苦呻吟之声不绝达旦。受刑之人，几经昏绝，用冷水
喷醒后，再施酷刑。因此，每到夜间，受难者个个心中紧张，一方面是准备自身随
时被提审受刑；另一方面，耳闻一群虎狼之徒的疯狂吼叫，与受难者的微弱呻吟，
愤恨与同情之感，交织内心，彻夜不眠。所以，这个魔窟在白天是静悄悄的，看不
出什么情况，一到夜间，就像是进入阎罗殿，牛头马面、吸血魔鬼就全部出现。
这里分为前后两层院子。前院即会馆的正院，除庙堂与戏台留作开大审用刑之
处，其三面走楼，均用木板隔成房间：楼上做办公室，也是刑讯的处所；楼下则监
禁着女“修养人”及在社会上有声望被禁后受优待的男“修养人”。与我同时关押
的有个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和由山东绑架来的一个王师长。
前院戏台下面的角上，有一间很小的黑房子，仅容一人转身之处，做为重禁闭
或被绑来的案情严重的人第一夜监禁之处。其余的屋子，每房监禁二至六人不等，
每人有竹凉板可睡；但因前院有特务进出，不准“修养人”凭窗了望，更不能出屋
放风走动。每室发小木盆一个，日给水一盆，所有全室的人洗面、洗脚、洗衣，全
用这一盆水。被捕之人，因对外隔绝，不能取用自己的衣物，久不换洗，汗酸气味，
弥漫全室。在不得已时，脱洗内衣裤，则身穿空心外衣；“洗外衣则由水中拧干后
当即穿在身上，站立窗口，借窗口微风和体温来烘干。
后院原为会馆停放待运的棺枢之处，很小，用木板隔房数间，监禁男“修养人”。
因屋窄人多，睡在阴湿的地下，挤得连身都不能翻，大家只有侧卧而眠；如想翻一
个身，就得全体都要转动一下。室内放一尿桶，臭味难闻。跳蚤、臭虫，触目皆是，
连老鼠也都日夜出动，毫不惧人。如解大便，则由武装警卫押至厕所。即无水洗面，
又不能理发，所以被关几天之后，均成胡须满腮，蓬头垢面。“修养人”终日锁在
室内，不放风，不散步，互相不准交谈，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保持着愤怒的
沉默；偶尔有带重脚镣的人到厕所去，铁镣拖在石板上当当作声才打破这阴惨的沉
寂。
这个监禁部门，实际上是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的一个拘留所。所长是由司法科的
一个录事后祖槐兼任。他除了随同司法科科长毛棣国审讯外，从来不过问“修养人”
的生活情况。所拘留的人都是初次绑架或秘密逮捕来等待刑讯的人。
这里的设备，虽非专修的铁窗牢室，但警卫禁严，除武装警卫层层设岗值守外，
并有便衣行动人员轮流巡视。这里的行动人员，在外搞行动，对内则兼看守职务，
所以行动组长又兼看守长，行动员亦即看守员。这些亡命之徒，日夜巡行于窗外，
间或突然进屋大事搜查，所以被国在里面的人，比关在一般的铁窗监牢狱中受到的
凌辱更多。
一般情况，在这个刑讯逼供、暗无天日的“小学”中，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
告一段落，即押解到磁器口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即所谓“升中学”。
“中学”——当时是在重庆城郊磁器口到歌乐山的山腰上，是一栋砖砌的楼房，
据说此房系四川军阀白师长所修建的别墅，故称之为“白公馆”。当时的所长叫侯
子川，山东人。1943年初，看守所由白公馆迁至渣滓洞，这是新建的一个专为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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