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我听得不耐烦，就发作说：“难道今天你们还要听诸民谊的话，而不听蒋委员
长的命令吗？这是给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不愿协作，可以听便。”我还恐吓
说：“现在我可以拘留任何一个人，今天日本人已不能保护你们了。”几个伪厅长
面面相觑，才表示接受任务。散会后，我让招打电话与许廷杰联系，要他通知广州
区各伪军今后要听从先遣军总部的命令。
接着，国民党军委又将伪二十师、三十师、四十五师师长陈孝强、黄克敏、彭
济华等人分别委为原驻防地区的先遣军司令，我立即派人分送委任电令。8 月19日，
招身穿海军中将服装，赴总部去举行就职典礼。我这幕后导演者算是完成了任务。
鲜魔乱舞乘机掠夺
广州先遣军总部成立的第二天，在花县、从化粤北一带活动的“中美合作所”
别动军蔡春元支队派代表到广州，要求先遣军总部发给军服800 套，为他们准备驻
地47处，并声言日内即开入广州市区。招问我如何处理，我说蒋委员长有令，除指
定之受降部队外，任何部队不得进城，给点军服还可以。翌日，蔡春元的别动军伙
同粤北股匪谢大傻部，不顾先遣军阻拦，强行间人市区。他们一人市区，第一步就
劫走了伪禁烟局所存的七万多两鸦片烟，跟着就有计划地绑架有钱的台湾省籍商人，
劫夺台籍商店的物资。他们的部属，特别是谢大傻部，三三两两闯人商店，强取强
拿，店伙向他们要钱，就拔出短枪，怒目相向。风声传开，许多商店都关了门，人
心惶惶。
这种强盗行为，不止是蔡春元和谢大傻部如此，其实我和陈劲凡（军统广州站
站长）的部下也是如此。陈劲凡一闯到广州，立即私刻了一颗“军事委员会广州军
事特派员”的关防，我不知他利用这颗伪关防做了多少坏事。有一天，陈的手下运
了一卡车瓷器古董回来，说是去抄了伪南海县县长李道纯家得来的。他们指着那些
东西请我任意要。我知道他们为了堵我的嘴，遂笑着点了两件，他们立即替我送回
寓所。
在日本未宣告投降之前几天，我的书记吴德辉带一别动军爆破行动组长李祖澄
来见我，说他们是军统训练班的同学。8 月18日，吴又向我说苏德琛组的组员李元
贞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台湾籍商人，苏德琛想和李祖澄合作绑架这商人勒索一笔钱。
吴还说：“我们跟二哥（指我）工作都很苦，大家又很穷，我们想借此得一笔钱，
大家分来使用，也算二哥一份，请二哥不要阻止我01。 ”我说：“事情如搞到局本
部知道，你们要受严厉处分的，你们考虑过吗？”吴说：“我们瞒外不瞒二哥，如
事情泄露，我们自己承当，决不牵累二哥。”我想在那个情况下，也无法真能禁阻
他们，遂点头默许，只是说：“你们得手也不必送一份给我。”此外，苏德琛还将
已逃跑的台湾籍商人的酒家，改作广州组的组部。他家客厅里放着五六辆崭新自行
车，我想一定是非法得来的。我们还从警察局警探处长手里得到一张印有“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光粤站工作执行证”字样署上我名字的“工作证”。据说是从一商
人处得来，这商人说：在日本宣告投降后四五天，有三四人拿出工作证来搜查他的
店铺，‘强行拿走一些货物。他们离开时，遗下这个工作证。我和吴德辉研究，认
为苏德琛干这事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苏已弃职潜逃，我已无从追究。
8 月ZI日，国民党联勤总部副司令何世礼率领属员自江西赶到广州，交一大笔
关金券给招桂章，委托先遣军总部替他在四乡收购大批军米。当晚，我和招桂章、
叶维揪仍在烟床上倾谈，叶表示希望能去接收储备银行，以便大家从中得点“好处”。
我说：“储备银行是接收重点之一，银行账目是不易临时伪造的，到头来会弄得一
身麻烦，这是一件‘长虱子的棉袄’，还是不穿为好。”招桂章说：“今天何世礼
委托我们代购大批军米，这对我们是一个好机会。现在四乡还在使用储备券，我可
向储备银行提借一笔储备券去买米，将何交的关金券去套购黄金外币，待军米买齐
后，再将黄金外币沽出，买回储备券归还银行。我们利用储备券天天跌价，一转手
就可以得到一笔钱。这也不算犯法。”我和叶都赞成，交叶去办。为期不过十多天，
我从中分得港币5 万元。
日本投降之际，国民党一些人员，显著的和隐蔽的，大的和小的，都利用机会
来抢劫掠夺，上面仅举我直接接触的几件，可见一斑。
中央军进入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8 月22日何应钦在湖南芷江召集各方面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开会，分配受降任务。广东方面分归张发奎和余汉谋受降。张发奎派中将高参张励
率领前进指挥所人员200 余人，于9 月6 日空运到广州。张等下机后径到越华路先
遣军总部，令招桂章、许廷杰将先遣军总部立即迁出，改为前进指挥所驻地，招的
先遣军总部便迁往南堤原伪要港司令部内。9 月9 日，十三军军长石觉率部开到广
州，一到广州即进驻南堤先遣军总部，再次将先遣军总部赶走。
新一军孙立人所部及十三军石觉的部队一到广州，就像别动军进入广州时一样，
也是连收带劫。仅举两件小事：石觉的十三军霸占了先遣军总部在南堤的办公处所
后，许延杰来见我，说：“总部被占是不能收回的，但一些公文档案应发还给我们。
司令部的地下仓库内尚存有要港司令部的军饷和烟土，也应让我们取回。”我便与
许等同到南堤石觉的司令部，但门卫不许我们进去，求见军长，传达说：“军长不
在，在也不见客。”这时原要港司令部一名伙夫从里面出来，告诉我们地下仓库昨
晚已被撬开，现款和烟土都被搬走了。
再是我寓所附近有一私人医院，叶医生是台湾名医，这所医院医疗仪器器械非
常完备。9 月9 日午夜，我见新一军驶来五六部大卡车，将医院所有物品抢搬一空。
这两件小事，只是中央军进入广州千万件行为中之一二而已。
9 月14日，张发奎偕美军联络官博文少将飞抵广州。9 月历日，举行受降仪式。
广州地区的日军于9 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和日侨分批遣送回国。此时，我的任务
已完，遂电请军统转报上级准予将广州先遣军总部结束，并请示对伪军官兵的处置
问题。10月1 日，军统回电给我，准即将先遣军结束，伪军官兵统移交第二方面军
司令长官张发奎处理。我即转饬招桂章依照办理。先遣军总部于10月5 日结束，伪
军官兵移交后，据我所知，除精壮伪兵编入国民党部队外，伪军官和老弱兵都被遣
散了。我因勾结伪军卓有成效，被奖给有战功才颁给的云麾勋章。
先遣军结束了，招桂章、许延杰等尚住广州。人民不服，张发奎也想将招惩办，
但碍于蒋介石发过正式委任令。1945年12月中旬，何应钦到广州巡视，张发奎说人
民要求法办汉奸，得到何应钦同意，便将招、许等人逮捕。并判招徒刑10年，许廷
杰徒刑5 年。我得知招被捕后即电军统局进行营救，但未发生作用。直到1949年五
六月，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招、许始被亲友保释出来，两人出狱后，立即逃往香港。
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
郭旭
戴笠与杜月笙的结识
戴笠与杜月笙结识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只了解他们两人远在1924年前后，
即在戴未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之前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就结识了。
戴笠在20多岁时，在其原籍浙江省江山县陕口镇，穷极无聊，摆赌摊骗人钱财，
被人识破，逃避上海，寄居在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兄又为表姊丈的张冠夫
（即张衮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姊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戴的表姊为
什么讨厌他，主要是因为戴和杜月笙搅在一起的关系。戴当时和杜结识拜把，杜比
戴大8 岁，戴称杜为三哥，彼此时常来往。他的表姊很厌恶，常对她的丈夫说，戴
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梳头阿姐（指杜的大老婆沈氏）的丈夫水果阿三（杜过
去的绰号）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她并曾当面责备戴，戴仍不改，且常深夜才
归，故她常闭门不纳。戴这才离开张家赴粤投考黄埔军校。这件事情是1941年我在
重庆任军统局会计室综计科长时，有一次和张冠夫、林尧民（张、林当时都任会计
室副主任）同赴江山杜月笙家时，张和我们谈起的。
戴笠去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混了一个时期，没有毕业，便离校去给蒋介石作
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以后蒋在国民革命军陆创造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密查组，
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戴笠、许忠五、成希超和东方白等为该组组员。这时即
初步建立了小型的特务机构，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
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不久，蒋第一次下野，赴日本前夕，将这个密查组撤
销，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把戴、许、成等留
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只供给伙食，而将他们应得的三个月薪金全部克扣，自己带了
家眷俏俏回了江西。戴、许等在伙食钱用光之后，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质当，
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和杜月笙是拜把兄弟，
怂恿戴向杜告贷。戴乃向杜借了50元，公推许经办伙食，不料许拿了这笔款子，没
有几天也逃之夭夭，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只好再向杜借了50元，才度过困难。后
来蒋介石复职，戴和周伟龙等组织十人团，继续替蒋进行特务活动。1932年4 月1
日，蒋将十人团扩大为特务处，即以戴为处长。此时许忠五找戴谋工作，戴虽然先
后曾派他做过便衣队队长，汉口、西安等警察局的侦缉队队长，但对他约束很严，
常被监禁。1942年秋，许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
戴亲自前往捉赌，可是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仅搜到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戴就将
许扣押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维持
生活，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每次前来领款，就
向我哭诉，说许本人并未叉麻将，是她自己和人有时玩玩，她愿受处分，托我代向
戴报告请将许开释。我将情况向毛人凤（当时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反映，毛要我相
机报告戴笠。有一天，戴在军统局午餐，说得很高兴，毛示意我代许请求，我依照
许妻所说的如实反映，请戴从宽早日将许开释，毛也从旁代许请求。戴当时对我们
说许这个人坏极了，连他的钱都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接着他就把上述他们过
去在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最后说，如果那时候不是他过去在上海和杜月笙结识
拜把的关系由杜一再借钱给他的话，那末除了他过去在上海过惯打流的生活不致挨
饿外，他们那几个人在上海无亲无眷，身无长物，不去抢劫就非讨饭不可，许这个
人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要闹出大乱子的。毛人凤和我听到戴这样说法，不
便再多开口。结果许忠五这次被戴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以上两件事实，可以肯定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关系的时间。
戴、杜的相互勾结利用
戴笠和杜月里相互勾结利用的事实很多，仅就我过去所听到的及亲身经历的有
关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比较关系大一些的事实，写述如下：（一）杜指使其门
徒充当戴笠的帮凶戴笠自1932年任特务处处长后，以当时上海有各帝国主义的租界
和势力范围，有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寄居活动，因此除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
“上海区”外，并控制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而铁路警察署及上
海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但当时他的特务在两租界内活动，还有所顾忌，同时那时
他的特务喽罗还不多，他以杜月笙的势力遍布于两租界和日本的势力范围，故利用
杜替他进行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路（今
宁海西路）66号杜的家里，有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
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1935年春到日
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