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照戴笠的意思，在第二天选派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本和无
线电收发报机，跟程克祥一路去南京了。暗中还指定文书、译电员，随时密报程克
祥和周佛海情形，另又指定电台报务员，随时用台密（电台专用密本）报告文书和
译电员情形，这样层层监视，步步为营。
不尽汉奸滚滚来
程克祥等到南京不久，周佛海又千方百计争夺到上海市长。他在伪政府代主席
陈公博面前坚决表示，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非干上海市长不可。这个道
理很明显，周佛海从程克样方面得知了戴笠的意图，所以他一定要干上海市长，可
以大大地直接搜刮一批民脂民膏，作为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来报效戴笠和蒋介石，
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可惜这种办法，只是加重了沦陷区人民的无限痛苦。
关于策反方面，周佛海首先介绍他内弟杨惺华，通过程克祥与军统发生了关系。
杨惺华也是湖南人，因是周佛海至亲，成为周佛海面前第一个心腹之人。周佛海兼
任财政部长，杨惺华名义上是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可是他这个总务司长在财政部权
高一切，等于财政部长。如今摇身一变，跟着周佛海也投人军统。
陈公博原是汪精卫死党，汪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原任的行政
院副院长即由周佛海接任，所以周佛海与陈公博是一鼻孔出气的。自从周佛海与军
统发生关系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 月间，派一个姓竺的（四川人）
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
策。这封信仍然落在我手里。我签报戴笠后，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陈
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主脑，这事不要理他。”事实上汪精卫死后，陈公
博在汉奸集团中已成鸡肋，所以戴笠不以他为策反对象。事后那个姓竺的回复了陈
公博，从此陈公博知道政治上没有退路，便迷恋声色，醉生梦死。
另一个汉奸鲍文越，辽宁凤城人，保定军校出身，原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
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京代表。张学良对他很信任，只因1936年西安事变后，不久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从此鲍文越郁郁不得志，逗留在上海。1939年被周佛海拉拢，
出任伪政府的军政部长。当时，张学良正由军统局看管在贵州修文县军统秘密看守
所。戴笠于1939年冬，曾要求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劝他与军统发生关系。鲍文越
接信后，虽未拒绝，但也只是敷衍。自从周佛海与军统发生了关系，戴笠再一次要
求张学良写信给鲍文越，同时由周佛海从旁启发，鲍文越与军统也就进一步发生了
关系。
这里有一个插曲，即在1943年秋，张学良已从修文迁到桐梓，戴笠第二次要求
张学良写信与鲍文越。当时张学良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戴笠给他一根好的钓鱼竿，
说是他喜欢钓鱼，可惜没有好的钓竿。张学良这话是有意讽刺戴笠的，就是说钓鱼
也得要一根好的钓竿，如今你把我扣押起来，还要我写信给鲍文越，劝他来归，那
就好比既要钓鱼，又不给好钓竿。戴笠对张学良的意思也知道，可是对于张学良的
要求，难以拒绝，只得派人买了一根可以伸长缩短、左弯右屈的美国钓鱼竿，送到
桐梓看守所给张学良，暗示“大丈夫能屈能伸”。
另一个汉奸了默屯，原是中统局的老牌特务。1939年，他比周佛海先到南京。
他一到南京，就在日本特务机关支配下，和汉奸李士群一起，正式成立特务机关，
也称为调查统计局。这个调查统计局，正与重庆蒋介石集团的军统局、中统局针锋
相对。戴笠知道了，毛骨悚然，所以1943年4 月初，戴笠在程克祥面前曾问起了默
屯的情况。待程克祥说出了默屯已是肺病第三期，说话都没有响声了，戴笠才哈哈
大笑说，且看他悔悟如何？戴笠的用意是暗示程克祥对于丁默屯可以策反，只看他
悔悟如何。果然戴笠这话，先由程克祥传到周佛海，再由周佛海传到丁默哪，于是
丁默屯在1944年便也与军统发生了关系。当他出任浙江省长时，将戴笠派遣特务葛
谷光安插为浙江省会警察局长，从此丁默屯与军统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以上周佛海、鲍文越、丁默屯三人，可以代表汉奸集团的政、军、特三个方面，
自从他们经过军统策反后，再由他们引进三个方面的小汉奸，人数就相当可观了。
赏中秋安抚群奸
1945年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沦陷区大小汉奸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周佛海亲
电重庆，请求给予名义，用意是保护身家安全。戴笠给他回电，发表周佛海为军事
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长，程克祥为秘书长，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听候“中央”接
收。当时因为周佛海手下还有相当一部分武力，如伪政府财政部的税警团，以及上
海一部分伪警察。戴笠要利用这部分力量，所以将维护上海秩序的责任，套在周佛
海头上。这个维护秩序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要防止汉奸发生事故，另一方面
要防止新四军共产党接收。周佛海知道责任重大，也就来一个花枪，在上海各报公
开发表上海行动总队由秘书长程克祥“代行”。这样一来，周佛海仍将维护上海秩
序的责任，套在程克群身上，也就是套在军统身上。于是程克祥在1945年8 月下旬，
即在上海霞飞路善钟路附近一座洋房内，公开成立上海行动总队部。
9 月初，戴笠从重庆到上海，首先在上海杜美路70号（杜月笙房子）成立军统
局上海办事处，戴笠自兼办事处主任（我任秘书）。过了几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
秋节，戴笠以赏月名义，通知已经策反过来的大小汉奸，以及上海各单位组长以上
的特务人员，都在这天正午到办事处聚餐。届时参加聚餐的有500 多人，其中有周
佛海、杨惺华、丁默屯以及税警总团长熊剑东、日本通缨斌、汉奸特务上海区长万
里浪等。席间戴笠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
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
既往不咎的……”
戴笠一番话，说得汉奸们满面春风，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其实戴笠的话是
一套假话，是一种特务手法。他在中秋后的第三天，便将周佛海几年间搜刮的民脂
民膏，作为汉奸政府发行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其中有黄金、白银、美钞、公债、
股票、证券等等，一律接收过来，一吞精光，也就是沦陷区无数人民的血汗，由周
佛海“立功赎罪”之手，转入了戴笠、蒋介石的私囊。
捉汉奸大发其财戴笠接收了周佛海所谓储备券的六成准备金之后，即在1945年
的9 月底下令逮捕汉奸。上海方面，戴笠亲自主持，第一个晚上，通宵达旦，捉到
汉奸100 多人，第二个晚上又捉到汉奸100 多人。鸦片大王盛幼、银行大王林康侯、
盐商周吉甫等，完全落网。同时，戴笠下令查抄汉奸的财产，所有的动产。不动产、
汽车、洋房、金条、银元、首饰、珠宝、证券、衣服、家具等，一概没收。在盛幼
老婆那里抄出的钻石，就有几百颗之多。戴笠还假惺惺地对周佛海说：“外面的人
都在反对你们，现在为了你们的安全，上海不能住，我将你们送到重庆去。”周佛
海、丁默邮等被他说得服服帖帖，被送到重庆去住在郊区磁器口军统丝厂办事处内。
直到1946年春天，再从重庆解回南京，由法院公开审判。审判结果，陈公博、诸民
谊。丁默屯几个人判处死刑，周佛海判处无期徒刑，后来病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
徐肇明
奉命打入汪伪政权掌握实力
1942年，军统局武汉区区长李果湛领导我拥戴熊剑东组成“黄卫军”。该年8
月间，“黄卫军”改组，军统局又派杜伯威投敌参加“黄卫军”，促我率领军统成
员随熊剑东投入汪伪南京政权周佛海系统，掌握周系的军事领导权。11月，熊被任
为伪中央税警第二总团总团长，我任副总团长。我们在上海把部队编成后就到南京
晋见我们的新东家——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由周的助手、
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接待我们。由于他们和伯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的矛盾一天
一天地扩大，新收了我们这些特务和军队，认为有了力量制服李士群，因此周这天
专留家中等待我们。见面之后，因同去的伪总团司令部的参谋长杜怕威和伪参谋处
长余世杰，同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周佛海曾任该校政治部主任，他们扯了一
阵师生关系。接着周佛海向我们讲：“我离开重庆时，仅在临行上飞机前没有向蒋
先生（指蒋介石）说，这事雨农兄（指戴笠）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我们在这边所作
的努力，就不是在武汉时所谈的范围了。那时只希望日本人不在华北设立政权，现
在不仅不在华北设立政权，而且还可将冀东交还给我们。这些情况，我早已托雨农
兄转报蒋先生。你们都是蒋先生的学生，这次跟随剑东兄一道来帮助我，我很高兴。
我们还要付出最大努力，才能望到重庆政府回到南京。”他这段话是向我们交底的
话，说明他当汉奸是有来历的。
周佛海身旁的军统特备
程克祥、彭寿、周镐是军统的老牌特务，都在戴笠的耳提面命下，或公开或者
秘密跟随周佛海办事。程克祥、彭寿二人1941年春原充军统南京站情报员，被日本
南京宪兵队捕获。周佛海以需亲自审讯为名，将程、彭二人调去，不久即将他们安
置在伪财政部充当专员。1943年，周佛海派程、彭二人先后去重庆见戴笠。戴笠嘱
咐他们回到南京担负戴同周佛海之间的秘密联络。程、彭二人回见周佛海后，周就
要妻弟杨惺华拿出钱来，在上海市开设一家钟表商店，将程克祥、彭寿掩护在楼上，
设立电台与戴笠通讯，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为止。
1943年夏天，戴笠又派周镐到南京，由程克祥带他见周佛海。他告诉周佛海，
说戴笠切望周把重点摆在共同防共上，更要积极扩建军队，并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
区配合反攻作战……因此，周佛海就把周镐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充当科长，以便了
解情况，便于联络伪军。周镐曾利用伪军事委员会的职务，跑遍了长江以北
的伪军据点，并向几个伪军大头目，如孙良诚。张岚峰等人，直接传达了蒋介石对
他们的要求——“反共救国”，还给孙良诚等建立了与重庆联络的电台。1945年日
本投降时，周镐在南京成立行动指挥部，敢于破坏伪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所恃无
恐的就在于此。
太平洋战后蒋介石对周佛海的要求从谈和转为防共
1943年11月，在周佛海内部，熊剑东与罗君强两人争权夺利的矛盾白热化了。
罗因心腹人员王一藩纵兵闹事，在上海旧法租界打死9 名伪警察，遭到上海日方的
责难，被迫交出伪中央税警总团，改任伪安徽省长。但罗不甘心把伪税警部队交给
熊剑东，就建议周佛海把部队改编为两个中央警卫师，推荐我和郭尔珍分任师长。
周佛海把我找到他家对我讲：“君强同剑东的成见是没法消除了。这对我们来说，
是极不好的事。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同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那
个时候，蒋先生希望谈和，日本也把谈和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现在周镐从重庆
下来说，蒋先生希望我们要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共产党，将来的南京、上海、杭州一
定要控制在我们手内。君强建议我把税警部队改编成两个警卫师，由你和郭尔珍分
任师长，这是拆台的办法，我没有同意。因为：一、改编成师就要失掉掌握，将来
拿什么来做本钱？二、剑东不会反对你当师长，但绝不会同意郭尔珍分去一半，而
他倒成了光杆。他同日本宪兵的关系，我们还要利用。不要闹成跟对李士群一样，
反而弄得我们同重庆的联系又要束手束脚。我们一定要团结他。我请你来就是谈谈
我的意见：我自己来兼税警总团总团长，让君强把王一藩那个总队带到安徽去；你
到浙东把盐场的部队整理好，同台州的郭履洲（戴笠派遣的忠义救国军头目）取好
联系；剑东让他任副总团长，驻在上海去应付日本人。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
我们向蒋先生交账。”周佛海就是这样细致周到地向着蒋介石的。
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来由
1945年8 月11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