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人员到各路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
忠义救国军成立以后，曾经喧嚣一时。不久，就分别被日军击溃，有的投降日
伪当了汉奸部队，如新城县的王凤岗、霸县的刘凤泉、武清县的柳世平、鲁北地区
的刘佩臣等，都曾是华北忠义救国军的成员。他们投靠日本人以后，都先后充当了
日伪的警备大队队长和皇协军。
（2 ）组织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
天津沦陷后，军统华北区利用人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青年学
生们敢于斗争的爱国热情，秘密组织了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由曾澈负责领导。
该团从天津市各大中学校里发展成员，从事侦查、刺杀汉奸们的活动。由军统派员
教授爆破、暗杀技术和搜集情报的知识。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
由军统华北区供应。在团以下分若干小组。抗日锄奸团进行的主要活动有：1。暗杀
汉奸王竹林。王竹林系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
1938年12月27日，抗团将王刺杀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
2。暗杀汉奸程锡庚。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
督，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 月9 日在大光明电影院（现
海河影院）观看电影时，被抗团刺杀，当场毙命。日方多次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
求引渡凶手，为英方拒绝，为此造成日军封锁英法租界。
3。爆破烧毁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坐落在日租界（现百货大楼旧址），天津沦陷
后，该公司生意兴盛，上演各种游艺节目歌舞升平。抗团决定纵火焚烧大楼，在社
会上扩大影响。1940年吕月27日夜，该楼突然爆炸起火，火势顿时蔓延开来，全部
商品、货柜以及门窗设备等均化为灰烬。
抗团的暗杀、纵火行动，当时曾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
火。
1939年以后，军统华北区改组，王天木调任军统上海区区长，而以毛万里任区
书记。王天木所遗华北区区长一职由陈恭澎继任，而以曾澈任区书记，陈资一任天
津站站长。王天木到上海后与毛万里争权闹摩擦，因毛万里系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
风之弟，专横跋扈，不服从王的领导。1939年夏，王天木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同
年9 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在王天本影响下，亦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平、
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以上各组织
遭到致命性破坏。只有区长陈恭澎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
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
停顿状态。
在军统局华北区组织被日本破坏的同时，抗团组织亦被株连，损失极大，许多
人被捕坐牢，有的被杀害。团长曾澈亦被杀害。该团未被捕的骨干分子孙大成（字
若愚，天津永安饭店少东）、叶德明和杨某等先后继任团长。随着军统在津机构一
再遭到日特破坏，抗团亦随之被破坏，不能再继续潜伏。1941年团本部不得不撤往
重庆。留津大部分团员，亦陆续逃往重庆，有的继续读书升学，有的被送人军统局
各特务训练班受训，后来成为正式军统特务，有的另谋他职。此后，他们虽仍不断
选派潜伏人员来津活动，但未起任何作用。
电台工作因属内勤，平素与外界接触较少，损失不大。但电讯督察程浚却感到
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不能滞留，乃逃回重庆。遗缺由华北区电台台长李仲英继任，
另由温崇刚任华北区电台台长。与此同时，北平、保定两站，唐山、沧县两组，均
遭受严重破坏，沧县组组长邵大为被捕后叛变投敌，电台人员张依道亦株连被捕。
军统局华北区活动，从此结束。
1940年以后潜伏组织屡遭破坏
1940年初，军统局重新部署恢复天津特务组织，派倪中立任天津站站长。倪到
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被杀害。1941年夏秋间，由张家铨负责的天津
站又遭日特破坏，除张家控逃回重庆外，站中多人被捕，仅电台得免。
1941年春季，军统局又派陈仙洲来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陈任站长。陈
来津不久，遇见其同学李子祥，原来陈、李都是特务处保定组的同事。李1938年在
武汉时，由军统局派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合办的中苏特种情报所工作，
后由该所派来天津活动，任组长。1939年到1940年间，该组织被日本破坏，李未被
捕亦未回重庆，仍在津潜伏，等待时机。陈、李相遇后，陈拉李任天津特别站书记，
负责内勤，陈又将其亲戚某安插在站内做文书译电工作。同时军统局另拨给陈站电
台一部，由文光华（女）负责。
1942年夏，陈仙洲去北平与该站工作人员（在日伪华北新民会工作）接头时，
发现已被日本特务跟踪，陈乃化装逃走，辗转逃往河南。原在陈站任内勤的某人，
本系陈之亲戚，早于1940年在北平站工作时，即已暗中投靠日伪，潜伏于陈站做内
线。在陈逃走以后，即公开投降，天津特别站李子祥以下数人全被逮捕，电台台长
艾光华亦株连就捕。李子祥在日本宪兵队关押数月后被释放。李虽未正式当汉奸，
但依附于汉奸特务裴级三之下，先当裴之家庭教师，后任裴之私人秘书，直至日本
投降。艾光华被押数月后，被日特转往早已投降日伪的王天木的华北工作团，当了
汉奸特务。
1942年初，军统局派李仲英为华北电讯视察，经兰州、内蒙潜来天津。同年夏
正值特别站电台艾光华被捕，李设法营救而未果。因艾与驻津电讯督察殷师舜等有
横的联系，殷等感到严重威胁，当由李仲英报请军统局，准许殷师舜夫妇和另一电
台人员齐致中等数人调回重庆。并将殷、齐二台所用电机，一部交与温崇刚，由温
重建一台，继续与军统局通讯；另一部由李仲英交给刚刚建立的军统局天津独立潜
伏台舒季衡留充备用。其后不久，李仲英亦绕道上海回重庆。
至1943年以后，军统局又先后在天津建立两个独立台。1945年春，该两台正当
筹建之际，军统局派殷师舜为电讯视察，来华北各地巡视所属电台工作。殷抵安徽
界首（抗战时敌占区与大后方间的交通孔道）时，殷身着上校军服，招摇过市，花
天酒地，致被该地潜伏的汉奸侦知盯梢，当殷北来山东视察军统局济南站电台时，
日本宪兵队即将殷师舜连同济南站电台台长王某一同逮捕。殷等受刑不过，供出天
津温崇刚、舒季衡、杜思忠、杨杰荣等台。日本宪兵队押解殷等来津会同天津日特，
逐个逮捕。
殷领着日特往法租界电灯房对过某胡同温崇刚的接头处捕温时，正值该邻居与
温家闹不和，不耐烦地说“不知道”，“早不在天津了”，温因而得脱。当捕舒季
衡时，殷又将舒的接头地点记锗，将日特领到法租界24号路（今长春道）福寿里10
号，此处系日伪天津市妓女检验所，亦未捕到（按舒的接头处是在附近山西路忠恕
里10号）。往捕杨杰荣夫妇时，因M 人外出未归，后闻讯潜逃。结果，仅捕到杜思
忠和原天津站电台机务员邓乃石。当日特押解殷等4 人返济途中，杜思忠又乘机跳
火车逃跑。
在这种情况下，杜思忠、杨杰荣两个潜伏电台，尚未建成即遭到日特的破坏。
在此期间，军统局又先后在天津布置两个情报组，惟电机尚未制成，日本即行
投降，两组皆未起作用。日降后该两组人员被调往东北地区潜伏活动。
1943年军统曾由西安派刘亚符来天津进行潜伏活动。他是伪河北省省长杜锡钧
的内侄，借此关系潜伏在保定，任伪省公署卫队长。1945年军统局给刘亚符以天津
特别站站长名义。但刘在当时，既无电台，又无工作人员，徒具空名，未起任何作
用。
建立军统局天津独立潜伏电台的经过
自1939年以来，潜伏在华北、华中各地的特务组织，一再遭受破坏，几乎全部
陷于瓦解。于是在1940年冬军统局决定改变策略，即在建立潜伏站、组的同时，试
将重点放在以电台为独立活动的单位，采取情报与通讯兼做的办法。自1941年至1945
年4 年间，所布置的这种独立潜伏台，达几十个之多，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台
：一个是天津的舒季衡台；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汪孝明台。
舒季衡，先在国民党海军及商轮任报务员，1937年冬在武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
先后在汉口湖北站电台、长沙军统局电讯总台、浙江站电讯股工作。1941年初军统
局派舒来天津建立独立潜伏电台。该台编制二人，即舒季衡和他老婆徐爱莲，舒任
台长，徐任译电、交通。于1941年4 月2 日由浙江金华出发，经绍兴、余姚，在钱
塘江口之庵东镇乘军统局武装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海上支队（第六支队）的走私帆
船，到达浦东川沙县之黄沙镇，雇小渔船抵上海高桥镇附近小乡村，偷渡上岸，在
该镇帮会头目某协助下，潜入上海法租界沧州饭店住下。与先期到达的妻弟徐志达
（军统局重庆爆破班毕业，派到上海军统行动总队毛森部负责爆破工作）取得联系，
开始办理来天津手续。离沪前曾与军统浙江站上海潜伏组组长郑文献取得联系，议
妥由郑为舒以后与军统局通讯的中转站。
舒抵津时，经原同学维栋（法租界四号路利生贸易公司职员）帮助，在法租界
中国旅馆暂住。又由维介绍结识其表叔孙家震（孙传芳之长子），维之表哥王龙及
其同学薄奉尧（开滦矿务局职员）等人，建立了友谊。并函上海妻弟徐志达汇来法
币3000元。旋由维等介绍，在英租界17号路（今新华北路）宝华里20号楼上租妥楼
房两大间一小间，作为电台台址。该楼房二房东黄道系新学书院校长。“楼下有江
姓人家居住，宁波人，系德商福来德洋行职员。舒妻徐爱莲与江家拉宁波同乡关系，
情感甚好。舒无掩护职业，报户口时佯称利生公司职员。安置就绪，即着手搜购自
制电台所需电讯器材零件。当时日伪对电讯器材统制尚松，除发射器材需持有日宪
兵队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买不到的零件可在英租界白俄人经
营的电料行中买到。维栋原系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家中有些小型工具，并存有英文
无线电书籍，舒把这些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至同年9 月末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
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其外形不像样子，但通讯效果却出乎意外的
良好。
约9 月间由王龙介绍认识一西医李子涛，他在法租界今滨江道开设诊疗所。某
日舒到李家，据李妻说李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而去，时已3 日迄末回家。正谈
话间，门铃声响，李妻不敢开门，舒代为接见，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
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自称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找李子涛家属谈话，
说李有私通八路之嫌，现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又说有一姓张的是八路军采买，与李
有联系。舒问李妻，她说朋友中只与一牙科医生张星辰有来往，在北寰饭店旁开设
镶牙馆，别无姓张的朋友。杜又追问李的儿子李新华，当时不在家。时已中午，舒
邀杜外出吃饭，杜不去，当即用电话以流利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始知杜是日本人。
下午杜又来，见到李新华，李说同学中姓张的只有一个15岁同学。当晚李子涛被释
放回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直是个谜。直到天津解放后1950年日本宪兵队翻
译张福来在交代罪行时才说明是一汉奸特务为诈财而凭空捏造的一个案子。可是在
这偶然的机会中，舒结识了姓杜的日本人。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
接管英租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杜曾先后三次带领日本宪兵队前来清查户口和
登记收音机，舒家均受到杜的照顾，并在门口贴上“检查济”的字条，竟免检查。
电台在1941年10月间即开始与军统局电台联系，可是由于舒台没有波长计，不
能精确地确定自己电机的波长，试通一个多月，重庆方面始终收不到舒台的回答。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法租界，舒不得不暂时把电台掩藏起来，去到
上海。
1942年4 月军统局电促舒季衡回天津与特派电讯视察李仲英接头。回津后，按
其妻徐爱莲预先约定与李接头办法：在天津《庸报》刊登遗失图章作废的启事，按
约定地点在今西安道小花园见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