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在西安后宰门七贤
庄1 号设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伍云甫为处长，并派高一级负责人宣侠父常驻
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以及各方面联络。张毅夫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转报军
统局，得到指示：“关于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伍云甫在西安的活动，应严行监视。”
为了有效地执行监视任务，张毅夫在西安新城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
召集西北区情报股长徐一觉、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等研究监视办法，
认为八路军办事处前面为一片辽阔的广场，派人监视太费事，不容易隐蔽身份，而
办事处后门为另一条马路，更难做到严密监视。经张毅夫、李翰延到后宰门围绕八
路军办事处实地考察，又经过仔细考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借口加强警察岗哨，
保护居民，在后宰门广场正对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前门，相隔约200 公尺的地方，由
警察第一分局加设一个派出所，在办事处的前后门，加派两个固定的岗哨，实际就
是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固定监视哨。后宰门一带正是李翰廷负责的第一警察分局管辖
地区。当时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不是军统分子，但警察局主要成员督察长舒翔、侦缉
队长许忠五、分局长李翰廷以及司法科长都是军统特务，杭毅也处处靠拢军统局，
看着军统局的颜色行事，实际上，该局完全为军统局西北区所控制运用。在后宰门
加设警察派出所原则确定后，立即得到杭毅批准，于是派出所就正式设立了。然后，
我与李翰廷决定派军统特务、警察第一分局巡官充当派出所长，其任务是对八路军
办事处固定监视，不作流动侦察。监视对象为办事处长伍云甫，中共西安最高负责
人宣侠父。办事处所有成员和从陕北来往西安的人，以及由西安运往陕北的军用品、
武器等等一此外，前往办事处的进步人士、青年学生、各色人等都是监视的对象。
军统局西北区对派出所规定了一种日报表。关于来往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服装、进
出和在办事处逗留的时间，运往陕北的军用品、武器的品名、数量、时间以及其他
一切现象，必须按照日报表所规定的项目填具，每日交由李翰廷转报西北区。如发
现有突出的现象，立即用电话报告。
从1937年门月起，派出所陆续报告西北区的情况主要内容有：赵寿山驻西安办
事处长杨晓初、杜斌丞常到办事处去。有一次日报表注明，杜斌丞坐黄包车来到办
事处门口，进入办事处一小时后才出来，伍云甫、宣侠父两人送到大门外，在杜斌
丞上了车之后才进去。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西安，住在办事处，
杜斌丞三天内到办事处去了两次。西安青年学生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经常进入办
事处。1938年春，张毅夫接到派出所长电话称：从办事处里面抬出步枪十几捆，大
木箱十几口，很沉重，像是子弹和无线电材料，正在门口装上汽车准备开往陕北。
张毅夫用电话通知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宪兵团长胡毓英，要他们在西
安城门口、咸阳、三原几个地方的检查哨，对八路军汽车进行检查。关于这个问题，
1938年起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往陕北的汽车，在办事处装
车启运之前，由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即西北区）负责监视，通知西安警备部队
十六军会同宪兵团在西安、咸阳、三原等地执行检查。汽车上装运的武器、军用品，
凡没有携带西安行营护照，或与护照所写数目不相符合，一律扣留。1938年内，八
路军西安办事处开赴延安边区政府的军用汽车至少有两次遭受检查，其所装运的军
用品、武器，都被借口与护照填载数目不符而被扣留。
军统局西北区不仅从外面监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且妄想在办事处里面勾引
共产党叛徒，建立所谓“特务内线”，以达到搜集情报、进行阴谋破坏的目的。1938
年起，张毅夫指示西安站长许先登，要他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八路军办事处里建
立内线。到1939年，许先登派遣了一个特务，运用某种关系与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取
得了联系，并且提供了关于办事处方面的一些情报。这个“内线”，1939年7 月，
许先登还介绍他到西安玄枫桥12号张毅夫住宅和张见了面。但由于八路军办事处组
织严密，对特务警惕性高，所以许先登在西安搞了两年，费尽心机，他所建立的
“内线”并没有真正打人办事处里面，遭到了失败。
运用警察机构掩护特务活动
“运用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是军统特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戴笠一开
始就把警察局、侦缉队作为掩护特务活动最主要的公开机关。从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以至司法、外事、侦缉队、警察训练所、巡官等各级机构的主管和重要爪牙，军统
局都一手抓到底，尽量派遣军统特务去充当。军统局认为警察局和侦缉队是深人下
层、统治人民最牢靠的组织，历来对其他公开机关有时可以放弃，而对于警察机关
则不肯轻易放弃。军统局于1934年在西安建立了陕西省站，派马志超任站长，就是
以西安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出现的。他以全副精神和力量，运用各方面人事社会关
系，吸收特务细胞，指挥布置全省范围的特务活动，使西安警察局完全为军统局陕
西站服务。为了安全与秘密，马志超在西安好几年的时间里，陕西站站本部和配属
该站的无线电台，一直设在西安警察局里面。军统局兰州站长史铭也兼任兰州警察
局长，以为展布特务活动的依托。从1934年起，西安、兰州以及陕甘两省较重要的
城市宝鸡、汉中、平凉、天水等地的警察局，都一直为军统局所控制。1935年，军
统局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区。在“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这个原则下，西北区实际
就是军统局在西北方面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西安、兰州各地警察局，都在西北区
统一指挥下，配合特务秘密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秘密组织
配合公开机关”的作用。
马志超是军统特务最早的头目之一，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2年在蒋介石嫡系
部队八十师任团长，曾参加江西、福建“围剿”红军，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
闹意见，1934年转而投靠军统局。戴笠不过是军校六期被开除的学生，一般的“黄
埔老大哥”最初都不肯为他所用，马志超居然俯首帖耳地自动投靠。此时，正当军
统局急于要把特务魔爪加强延伸到西北去，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因此立即
被派到西安去。从19341936年他担任军统局陕西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凭借乡土关
系，加上军校一期“黄马褂”的招牌，招摇撞骗，广收滥用黄埔失业军人、流氓地
痞、恶霸、无赖之徒，加入了军统组织。军统局早期在西北方面的特务，多半是马
志超发展的。“
西安警察局从1931—1949年解放前夕，一直是军统特务在西安镇压共产党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本营。单就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长时期的两个血腥案子就足以说明
这一点。
第一，1935年12月，我初到西安和马志超谋划，把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特
务力量统驭起来，对共产党来一个下马威，在短期内给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严重打击，
以加强西安市的控制。因此，我向“西北剿总”建议设立西安军各督察处，得到了
同意，指派“剿总”中将参议谢珂负责筹办，并派谢珂为军警督察处处长，马志超
为副处长，我以军统局西北区长身份担任督察长负实际责任。1936年1 月底我离开
了西安，督察长一职由我的后任西北区长江雄风接替。马志超当时担任军统局西安
站长，实际上他是军统局西北区和军警督察处的耳目。根据马志超的情报，1936年
2 月，在谢珂、江雄风指挥下，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共产
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的有20多人。
第二，1936年11月蒋介石进驻西北，住在离西安50华里的华清池，调兵遣将，
重新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已经内定撤换张学良，派他的嫡系蒋鼎文接替“西北剿
总”代总司令的职务。军统局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严令西北区加强对共产党、进步
势力。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镇压，把这个“维护领袖安全”的重担子，直接打电
报交给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负责。马志超一面派遣特务李翰廷等组织了一个便衣警
卫组，驻在华清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同时在西安市和通往临潼县华清池道路上，
加强了岗警与便衣特务的巡逻，采取了进一步盘查、侦防、镇压等非常措施。1936
年12月9 日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群情激昂，一
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标语，在西安市游行示威，
并准备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只知道保护蒋介石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不顾一切，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警察、宪兵、特务对游行请愿学生实行
武力镇压，勒令学生解散队伍、停止游行，把学生队伍冲散，并把西安通往华清池
的中山门城门紧闭，派警察、宪兵实弹上刺刀守住城门口，阻止学生队伍到华清池
向蒋介石请愿。同时，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装实弹的宪警，对游行队伍如临
大敌，学生不服制止起而反抗，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马志超、杨镇亚下令军警
开枪当场打伤学生。马志超电告南京军统局报功，立即得到了戴笠回电嘉奖。
由于他作贼心虚，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连夜混乱中逃
出了西安。1937年军统特务卷土重来，又到了西安。原来在西安警察局的特务舒翔、
李翰廷、许忠五等，仍旧盘踞这个血腥机关。李翰廷还以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
作幌子，掩护他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和以后西北区的直属组长。舒翔、许忠五仍然
充当西安警察局督察长和侦缉队长。但军统局顾虑马志超回到西安去，会引起西安
人民的反感，于军统局和马志超本人都不利。因此，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在军统幕
后操纵下，让非军统分子杭毅、孙谋过渡了两三年。不知道内幕的，以为军统局放
弃了西安警察局，其实这是军统特务运用公开机关和外围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不得
已而为之的狡猾手段。接着，从1940年起，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又由军统特务控制
迄于1949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
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
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
“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