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宰门派出所的警察，不和其他特务人员作正面联系，并不准其他便衣特务或
化装的特务到派出所去。另外，我指示李翰廷直属组比较精干的组员两人到三人，
专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以监视宣的行动。首先的要求是确保身份秘密，
勿使对方发觉，如果发现有被对方察觉的迹象，立即放弃监视，并撤销派他监视宣
侠父的任务。其次，才是要求从跟踪监视中掌握对象的动态：常到哪些地方去，常
和哪些人来往，偶然去的地方和有时接触来往的又有哪些人，他有什么特殊动作或
嗜好，等等。
我还与李翰廷研究，对宣侠父的监视，不必死盯硬跟，能够从侧面运用可靠的
关系以掌握宣侠父的行动，那就更好。我与蒋鼎文密切联系，把有关宣的动态情报，
随时向他汇报。蒋鼎文左右诸暨人如蒋鼎文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
机要科长寿家骏等，我都指使他们利用诸暨同乡关系注意宣侠父。西安警察局长杭
毅当过黄埔第一期队长，也是宣侠父的老师，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别与宣
将军为黄埔第一期同学，我也动员他们和宣接近，进行伺察。此外，我还指使杨虎
城旧部三十八军参谋长陈子坚注意宣将军与杜斌丞、孙蔚如、赵寿山和西安各方面
的接触，并随时告诉我。这样，我用尽了心计，动员了军统局西北区能够使用得上
的力量以对付宣，比较确实地掌握了他的行动。我把这一揽子阴谋暗算伎俩，都告
诉了蒋鼎文，得到了他的赞许，我也自以为得意，并报告了军统局。
从1937年冬天起，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向蒋介石汇报的主要内容有：（1 ）
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
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八月宣侠父与西
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
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
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3 ）宣侠父在西安
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
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4 ）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摘中央，诽谤委员
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
用品，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5 ）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
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
石对宣的仇视，种下了杀机。
1938年5 月，戴笠调我到武昌军统局担任代理主任秘书。我离开西安前夕去见
蒋鼎文，蒋对我说：“宣侠父在西安，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
客气。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他到处煽动，散播流
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
乱子不可。”蒋鼎文还对我说：“可惜你非走不可，宣侠父的事，你要好好地交代
下去。”我说：“我离开西安后，第四科（即西北区）交中校科员徐一觉负责。”
随后，我介绍徐一觉见了蒋鼎文，并叮嘱徐一觉关于宣侠父的事随时和蒋鼎文
联系。
5 月中旬，我到武昌军统局，把我在西安监视宣的情形向戴笠作了详细汇报，
并经戴笠转报蒋介石。
6 月底或7 月初，我在武昌平悦路军统局接到徐一觉的电报称：“奉行营蒋主
任转奉委员长来电饬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业已遵命执行”等语。我把来电交戴笠看
了，他说：“宣侠父的事，委员长昨天已经告诉我了，蒋鼎文最近又有电报来，委
员长指示执行的。”我离开西安时，军统局派共产党叛徒李果湛接任西北区长。李
延期未去，戴笠认为他延误行期、违抗命令，撤销任命，降级派到军统局临澄特务
训练班当教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9 月初，仍派我赴西安复任军统局西北区长，
同时徐一觉也调离了西安。
我到西安后，西北区行动股长丁敏之、直属组长李翰廷国徐一觉对杀害宣侠父
案的奖金分配不公平，要求我报告军统局追究。我认为事情过去了，顾虑调查追究
可能泄漏宣案秘密，劝他们不要追问。同时，我向了敏之询问了杀害宣侠父的经过。
他说：“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密电后，把徐一觉叫去，当面派
徐一觉负责执行，亲笔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一觉。手令是这样写的：”派第四科科
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蒋鼎文（签名）。‘徐一觉回到四科办公室找我
与李翰廷研究执行办法。为了确保秘密，我们决定于深夜在城内执行。李翰廷说，
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陵）一带荒地，有一口五六丈深的枯井，附
近没有老百姓住宅，暗杀后，就可以把尸体投下桔井复土掩埋。执行暗杀决定用绳
索套颈，不用枪打，并准备用棉花塞住口腔，防止他叫喊。李翰廷领着徐一觉和我
三个人坐汽车到下马陵附近察看了一下，那口桔井很深，早就没有水了，下马陵一
带白天都没有人，是西安城内最偏僻的地方。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经徐一
觉要求蒋鼎文伪称有事找宣侠父面谈，于某夜＊时后，蒋鼎文在后宰门公馆（距离
八路军办事处约2 里）打电话把宣侠父骗了去，谈到深夜1 时左右，正是和徐一觉
预先约定的时间，才让宣侠父回去。这个时候，徐一觉。李翰廷已经率领直属组员
李良俊等，坐西北区自备小汽车（司机张志兴），在蒋鼎文公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
中途某处马路旁边等候，一方面另派两个人从蒋鼎文公馆紧跟着宣侠父，控制他的
行动。
俟到了预定地点，徐一觉等突起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堵住他的口，李翰
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立时毙命。当宣侠
父被架上汽车时，还怒骂了一声：“你们绑人呢！‘他尽力挣扎，想说第二句话，
但已经来不及了。随后汽车开往下马陵枯井旁边，我早就带了几个人在那里放哨警
戒，等候他们，汽车一到，李翰廷等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在宣
侠父衣袋内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金表链，被他吞没了，没有往上报。尸体投下
桔井后，匆匆忙忙地倒下四五筐土了事，我们回到第四科天快亮了。第二天上午，
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并由蒋鼎文发下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独得1000元，
剩下的分配给参加执行的十几个人，大家都不满意”等语。
9 月间，蒋鼎文忽然找我去，说：“宣侠父的事发作了，八路军办事处屡次向
行营追问，要我负责把宣侠父交出来，同时延安共产党已经正式向委员长提出抗议，
要求非把宣侠父交出来不可。宣侠父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如果让共产党找到
了，我负不起责任，你赶紧搬动一下吧。”我说：“宣侠父的尸体丢在城内下马陵
附近一个枯井里面，我也觉得不稳当，准备起出来，埋到城外去。”他又说：“搬
到城外去比较好，你就去办吧。”我回到第四科办公室，把李翰廷、丁敏之找来，
指示他们到城外去找一个离开道路较远的荒地。于夜间挖好坑，把宣侠父的尸体搬
去掩埋。当时军统局西北区已经由西安新城搬到城东南隅玄枫桥仁寿里4 号，离城
墙近，就城墙根挖了防空洞，开了两个口通向城处，加设了两道门，平时上锁，遇
到日本飞机轰炸，可从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宣侠父尸体迁移后，丁敏之领我
到城墙上，指着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一里地的新土堆向我说：“宣侠父尸体就埋
在那里，从防空洞搬出去的。”
10月间，蒋鼎文又向我说：“延安共产党已经向委员长指出来，宣侠父早就在
西安被暗杀了，追问不已，非叫负责答复不可，委员长只好承认：宣侠父是我的学
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命令杀掉的。”
这就是宣侠父将军在西安被军统特务杀害的经过。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钱芝生
丈量才致死的原因
我在抗战前曾任（申报》驻南京的教育新闻记者十余年，对于申报主人史量才
之死的原因知道一些。我的新闻写作对于他的死也多少起着一些导火线的作用。
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他办《申报》，至少希望有人要看，不至减少它
的销路。所以他时常冠冕堂皇地对我们说：“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
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因此，《申报》在北洋政府和国民
党反动统治时期的言论和记载，对于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
不敢公然反对，但有时又旁敲侧击地批评一下。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
然有两面性：一面怕军阀（例如北洋军阀中的沪军司令卢永祥）和蒋介石，想和他
们妥协；一面又不满意他们对他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史量才自恃《申报》
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蒋介石政府不能直接去奈何它，所以不但不大肯听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的话，完全受它利用；有时甚至反而对它泼冷水，在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
上，来一两句不痛不痒的批评，以表示所谓“公道”。这在史量才收买了上海《新
闻报》股权以后，更为突出。那时他在上海的报业中，俨然是报纸托拉斯的一个掌
握者报界权威。编辑方面遇有重要的言论和记载登与不登，都要向他请示，由
他决定后用电话通知。后来，他竟允许《申报》的《自由谈》登载起鲁迅和陶行知
化名“不除庭草斋夫”的文章（陶文是《古庙敲钟录》来，深刻地或冷言冷语地反
对蒋政权。甚至发表所谓《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申报月刊）创刊
号并且有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
等比较进步的作品。此外，史量才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由于杨杏佛陪同孙中
山夫人宋庆龄女士去见史，要求他捐助十九路军军切，史捐出了巨款，为不抗日和
嫉视孙夫人的蒋介石所不满。但蒋介石并没有杀史的决心。直到朱家骅任教育部部
长期间，在1932年6 月底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段（锡朋）学潮，由我据实写出，
《申报》予以发表；于是朱家骅在盛怒之下，与想控制申新两报的上海市教育局长
CC首要分子潘公展两人出面，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分别向蒋介石江
西行营直接告发。此后又发生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反蒋杀邓（演达）事件，
也牵连到史量才。
《申报》的《剿匪评论》
就在1932年吕月间，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命令禁止《申报》邮递。《申报》除
了在上海租界发行，上海警备司令部对它无可奈何以外，上海的租界以外地区和国
内其他各省市城乡，凡国民党统治地区就一律被禁令截留，不能投递。史量才在这
种情况下，当然非常惊慌，不得不到处设法谋求解禁。因为《申报》驻南京办事处
的采访主任秦墨晒和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有关系，就派秦奔走于南昌、武汉之
间，请杨永泰向蒋介石缓颊。秦在南京先去见陈立夫，陈立夫还写了两封信，一封
介绍他去见蒋介石，一封介绍他去见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秦到了庐山，适逢蒋介
石上轿下山，准备乘专机飞汉口。秦送上陈立夫的介绍信，蒋看了，就叮嘱秦另乘
轮船上汉口去谈。秦到了汉口，先见杨永泰，杨就把7 月间朱家骅写给蒋介石的8
张信纸的一封长信和潘公展的一份报告，一并拿出来给秦看。信上有蒋介石用红铅
笔批的“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信和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上海报阀史量才利
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例如《申
报》的《剿匪评论》，对于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记载和评议，《申报》《自由谈》
和《申报月刊》的登载陶行知等的文章，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部长等，都是
不利于“党国”的，等等。
那时候，蒋介石正忙于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围攻，《申报》却先后发表了几篇
《剿匪时评》，原文大意如次：其…：“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
面造匪，……一面剿匪，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