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黄埔学生的身份，同蒋介石成为师生关系，部队的待遇与中央军相同。如此路不
通，则采取分化和瓦解的措施，如发现其部下人员中对主官情感不好，发生利害冲
突时，就设法吸收那些人为复兴社分子，予以必要的支持，谋取主官而代之，或扯
垮其军队。军分会政训处并规定各军政训处，按半月作如下的一般报告：（1 ）主
官的思想言行；（2 ）主官与部属有无利害冲突；（3 ）士兵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
绪；（4 ）军民的关系如何；（5 ）有无反对党派在军队中活动。
军分会政训处根据这些报告，拟具工作指示。如遇有临时的特殊情形，如长官
与部属有决裂的情势，士兵有暴乱的情形，及发现反动党派有活动时，则随时具报，
并转报何应钦或蒋介石，采取必要的措施。
1934年4 月，刘健群调任南京复兴社书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由我继任。
我从四川经平汉路到北平，一切照上述蒋介石对刘健群所指示的原则进行工作。是
年6 月，我到南京参加黄埔军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才得到了蒋介石的当面指示。他
要我“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郭和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将领，以及西北军
的宋哲元、庞炳勋等，表示尊重；各军师政训处处长对其军师长亦要表示尊重，使
对政工人员发生好感；尤应谨慎从事，不得使部队长官有何怀疑”。又说：“至于
你这个人，处事对人，完全是一种官僚作风，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是大成问题的，
应该好好地改正。”此后我即本着蒋的意志同华北的将领们周旋。
对宋哲元，除一般访问外，遇有见面机会总称赞他在长城战役时，以大刀队而
战胜敌人的飞机大炮，使敌人望而生畏；不仅为我所敬仰，“蒋委员长”更倚为国
家干城。对其亲信如秦德纯等，亦特别表示亲切。他们也对我表示好感，如宋哲元
有一次由张家口来北平，特请我吃饭，有秦德纯作陪。我又重复地称颂了他一番，
并说：“蒋委员长要我代为问候。”于是秦德纯说：“曾处长这一番话，对于我们
的鼓舞，比送我们的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大。”
庞炳勋是在蒋、冯、阎战争时脱离冯玉祥而投靠蒋介石的；因此就更对他表示
亲切和尊重，以老前辈称他。我去南阳访问他时，他对我闲谈什么叫唯物主义的问
题，特举一例说：“有一家人死了一头驴子，全家无不痛哭流涕，随又死了一个老
太婆，全家无不欢欣鼓舞。问其原因，则曰：前者是一个生产者死了，我们的生活
无所依靠，故要痛哭。后者是一个消费者死了，我们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故特欢
喜。”他的结论是：“共产党人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就是如此而已。”我认为他这
段话，对于反共来说，是有很大的煽动作用的。除当面称扬他外，还为他到处传播。
南京陈立夫、张厉生等闻之，无不对他表示尊重和亲善。
至于对张学良，我不仅表面尊重他，而且认为他是真诚拥护蒋介石的代表人物，
特以第二个领袖来看待他。我在北平与王卓然、于毅夫、黎天才等，会谈有关“四
维学会”问题时，无不开诚相见，我总是说：“我们如弟兄手足一般，要互助互谅，
惟蒋。张两个领袖之命是从。”我到汉口时，无不向张请训，并曾随同他出巡过麻
城一带防地，作为他的随从人员。我还本着他的意旨，会同黎天才招考了东北学生
百名左右，送康泽主办的星子训练班受训，毕业后分派在东北军队中作政工干部。
张的谋士翼翘，当时任北平军分会委员，我同起来往甚密，企图通过其，使张学良
感到我对他的爱戴。其亦视我如好友。至于黎天才，是由张学良经蒋介石的同意，
派来当我的副处长的，惟只负名义，不到处办公。我除每月送他生活费500 元外，
彼此相见，亲切异常，他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
我对宋、庞、张等采取上述态度，意在使他们感到蒋介石的干部人员，看待他
们如同看待蒋介石一样。尤其使张学良感到蒋介石是领袖，他亦是领袖，不仅对他
爱戴，对他的亲信人员，亦如弟兄手足一般。这样就会对蒋介石表示真诚拥戴，服
从其调遣，有如中央军一样了。这就是我对西北军，尤其是对东北军进行所谓“中
央化”的活动。至一般的分化和瓦解的活动，仍令各军政训处相机进行。各军的政
训处处长有：商震军为王超凡，于学忠军为林祥霖，冯占海军为余洒度，宋哲元军
为宣介溪，庞炳勋军为陈春霖，何柱国军为黄乃安。
通过我及各军师政训处，对华北各军所采取的上述活动，取得了：政工人员与
军队尚能安然相处，对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亦能采取一致的行动；有个别的军官加
人了复兴社；未发现对蒋介石有若何反对的表示。所有各军师长都得到了蒋介石的
召见，受到了很好的招待；临行时还送旅费，多至数万元，少亦数千元；因而感到
蒋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好的对待，而引以为慰。如冯占海、刘多筌、何柱国等，得到
了蒋的召见后，无不对我们特别表示好感。
对CC派系和其他方面运用复兴社与CC系，因彼此的权利冲突，从来处于敌对的
状态。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CC的情报机关和特务机关，党部委员如詹朝阳等是
CC的中坚分子。CC为了加强反共和对敌对派系的活动，特派其高级干部张厉生常住
北平，指挥一切。闻刘健群任处长时期，彼此常有权利的冲突，互向蒋介石上情报、
“说坏话，蒋置之不理。我继任政训处处长时，以CC与复兴社同属蒋反共的主要工
具，在反共的共同道路中，不应有什么权利冲突，为共产党造机会。我之作此主张，
不单是为了反共，而是我与CC的关系与其他复兴社分子不同。CC头子陈果夫于1929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同张厉生等任组织部秘书，彼此相处甚好。在黄
埔学生中，我之得以首先充当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完全由于陈果夫、
陈立夫和张厉生等的支持。后来，我被任国民党四川特派员，亦是由陈果夫提请指
派的。因此我不仅与CC无权利的冲突，相反地它还是我争权夺利的支持者，这就决
定我在北平时期要与CC和睦相处的原因。除关照复兴社人员要与CC团结一致反对共
产党外，我常与张厉生接触，谈在反共道路中，如不能做到协同一致，也要做到互
不相妨。此外还随时出席市党部纪念周，讲如何团结一致，在唯一的领袖领导之下，
以与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反抗日本，以救亡图存云云。我去南阳
访问庞炳勋时，特邀詹朝阳同行，以表示我对CC的中坚分子，如同复兴社人员一样。
这样，我在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此外所谓其他方面，如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北平市长袁良、
警察局长余晋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学良部下）等，则不是复兴社所能随意左右
的。而且余晋和对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权力太大，把警察职责内的事都一手包揽，颇
有怨言。邵文凯本有指挥宪兵团之权，但宪兵团竟为所欲为，几不知有宪兵司令其
人；这使邵文凯牢骚满腹，常怨恨地说：“让蒋孝先来当司令好了。”同时，戴笠
特派廖华平（中共叛徒）任宪兵司令部秘书，从事特务活动，更使邵文凯感到不安。
我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复兴社的活动有所妨碍，特分别应付和运用如下：（一）对黄
郭：由于蒋介石的关照，特对他表示尊重，常向他请教。他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
要我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逞一时的意气，以
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云云。
（二）对袁良：袁良是一个对中共有严重血腥罪行的人。他于1929年间任上海
市警察局局长时，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一处，逮捕中共人士彭湃等20余人。除有一
个黄埔第一期同学，蒋介石特派我向袁良交涉释放，企图借此怀柔其他黄埔的共产
党同学外，彭湃以下人士，曾被用尽了非刑拷打，然后一律转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
辉执行枪决。袁良又是一个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当北平市长时，以评剧艺人白玉
霜所演的戏剧有伤风化，把她赶出北平。由于这些关系，我特对袁表示好感，认为，
他在上海对中共组织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共产党，为国民党立下了大功。又认为
他赶走白玉霜以维风化，不愧为正人君子，堪为当市长的人的榜样。随即要求他与
我们通力合作，并请他关照其警察局局长余晋和，与宪兵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维
持北平的治安。从此他与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三）对余晋和：除请袁良关照他外，特劝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不仅对他要有
和蔼的态度，而且要分工合作，彼此无妨。因为反共行为，不是宪兵团所能单独作
得了的。同时我亦向余表示好感，请他有事可同我们商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使彼此的工作受到影响。他颇表同意，因而彼此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四）对邵文凯：特劝蒋孝先要以长官的礼节来对待他，于必要时还得向他请
示和报告工作情形。因为他只是一个做官的人，并不想在工作中有何表现，只要官
面子保持得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廖华平是我的四川同乡，彼此有交谊，特
关照他，既然是邵文凯的秘书，就要对邵文凯所交办的事情认真负责，要这样才能
掩护自己的特务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我对邵文凯特别表示好感，并为蒋孝先
辩解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不会处人处事，但心地不坏，可用长官的身份来
教导他。”从此，邵文凯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牢骚了。
对日本的情报活动，是由戴笠所掌握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的。关于日本华北驻
屯军司令梅津制造种种借口，向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迫使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等情，我们曾多方调查除公开协定外，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条款，终无
所得。何应钦亦死不承认有何秘密条款，在梅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时，日本的特务
浪人，在平、津一带横行霸道，极尽挑衅之能事。这是与梅津的无理要求紧相配合
的。
复兴社在华北发展组织进行宣传概况复兴社在华北的组织，除军分会政训处与
宪兵第三团为其基本组织外，所有在各大学发展的组织，由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负
责进行。其在社会各阶层所发展的组织，是利用奸商、工贼、青红帮、会道门等来
进行的。凡有社员3 至10人，即成为一小组，由组长一人掌握，以与宪兵团的行动
相配合，为宪兵团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通风报信。至对军队驻在区的民众的组织，
则利用保甲人员来进行，在军队中的组织活动，则由各军师政工人员暗中进行。
复兴社在平、津各大学所搞的军训，名虽灌输学生军事常识，而主要目的却在
于借军训以约束学生和考查学生的思想行为，凡是认为可供利用与共产党作斗争的
学生，即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并在其中物色坚决反共的学生培养成为职业反共分子，
专门从事对共产党学生组织活动的破坏和迫害；并与军警暗通消息，作军警逮捕共
产党学生的引线人。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津贴和升学的便利。每逢夏令集中军训
时，挑选未曾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为合格。这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复兴社组织的大
好时机，并拟定种种专题分组讨论，以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如对讨论的题目有持
异议者，就认为是共产党派来捣乱的学生，予以严厉对待。1934年夏天，在北平黄
寺，集中高中以上学生2000余人从事军训，在讨论“如何安内攘外”的问题时，有
一学生独持反对论调，立即把他绑起来，向众宣布说：“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学生。”
当时主持训练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微，就令把这个学生押送出队。其结果如何虽
未得知，可以肯定，必难幸免。
关于复兴社在华北的宣传活动：除在长城战役时期，有一度抗日宣传外，至塘
沽协定签订、华北宣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转而作一般的宣传。于必要时，散发
“拥护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信仰三民主义”等等的传单标语。对南调
到湖北、河南一带的何柱国、董英斌、刘多筌、王以哲、庞炳勋的军队，特着重于
反共的宣传。因为是属于豫、鄂、皖三省剿共的区域，把共产党说成是“苏联的工
具，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不仅要富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