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军事才能确实出类拔萃，兵力集中的道理也对，但是，隆中对所言也并非没有道理，假若是刘备集中一处进攻，那同样曹操也可以集中一处兵力，曹操实力比刘备要雄厚得多，同样的集中兵力，刘备没有胜算，这官渡之战这样的以少胜多毕竟不可能多次重复。就好象日后诸葛亮北伐，曹魏总能集中比诸葛亮多得多的兵力作为防御，诸葛亮因为不能多处出兵，只能处处受制，而假若有荆州一路出兵，便吸引曹军兵力，使关中一面的曹军得不到支援，这样可夺关中作为基业；反之西路出兵吸引曹军主力荆州一路也有机会。（江东的孙权如能支援则更好，但是在战略构想中应该以自己为主。）荆州离曹操本营近，威胁大，关中夺下可立基业，这两者都是少不了的。而且历史上大多数的攻势本就是以分兵多路为主，造成对方顾此失彼的情况多。比如刘邦与韩信其实便是分兵作战，项羽在一方可以占有优势，却不能同时对付另一方，终于导致失败。事实上长期以来分兵多路进攻和重点一路进攻都有很大的市场和成功的例子存在，（相对的，也存在分兵防御和重点防御的情况，相对于进攻来说，因为有内线优势，防御方选择重点防御要有利的多，但是也要建立在自身没有不得不救的地方或者那地方易守难攻，而且自身的部队机动性战斗力比进攻方强得多，能在短时间内击败一路，比如毛泽东就是那样做的，但是那是建立在当时的基础上的。）选择任何一个方式都有其优劣，集中兵力的道理虽对，但是若死抓着不放，就等于教条了。
而且毛泽东没有考虑到当时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都因地就兵，本土兵居多，历史上比较强悍的军团大都是以一个地区作为主要的兵源所在。刘备固然能收录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兵力，但是主要兵力还是就地招募。尤其是荆益两地，相距千里，调度起来太过麻烦，而且很容易造成水土不服的情况。与其千里调兵形成所谓的兵力优势，不如就地出征更方便一些，而且荆州本就是四战之地，没有一定数量的兵力是不行的。
那干脆放弃荆州，毛泽东也说荆益相距千里嘛。二分兵力嘛，干脆把荆州放弃得了？那更不可能了，且不说放弃荆州就放弃了一个战略要地和攻击点，关键放弃了荆州就等于放弃了几万的荆州兵，他们的家，财产和家人都在荆州，不可能跟着刘备走，益州也是一样的道理，刘备放弃了哪就代表着损失大量的兵源物质，他可能放弃吗？若说集中兵力一处，那就意味着要有一个地方其财力物力人力可以与曹操的大半天下所抗衡，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处于的时代是现代战争的情况，现代战争和古代战争有很大的不同。就好比到现代战争情况下，毛泽东可以做到带着骨干力量流动作战，可以放弃荆州或者益州，只要一块根据地便可，而刘备就不行。因为古代战争地盘就意味着人，意味着兵，古代攻城又难，就算有绝对优势的兵也未必能短时间攻下一城，所以古代战争中地盘很重要，而现代战争城市虽然和古代一样包含着交通要地，资源地，兵源地的角色，但是本身的防御力量比之古代几乎忽略不计，所以军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地盘，尤其是毛泽东那种情况，他讲究游击战争，又占有组织优势，各种地下根据地和组织力量可以源源不断的为之提供兵员，刘备哪来的这么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手段。）
而且隆中对这两路进攻也还是颇有成功的可能性，就好象关羽那次进攻，全歼于禁军，震动中原，这就是隆中对那句“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绝好体现，这完全说明刘备的荆州军是有这个实力的，假若没有孙权的背盟，刘备乘虚入关中，这不就形成了隆中对所言的局面了吗？
隆中对这点上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荆州和益州已经和当初构想的不同，另一方面不如说刘备少一位韩信一样的上将军，关羽虽为名将，军事才能确实出色，但是战略上就过于短视，忽略了与孙权的盟好关系，与之相对的韩信就不单有将略，还有政略。此外便是孙权的背盟，这在第一点已经分析过。
应该说，隆中对还是很出色的战略方案，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出仕也没有经验的年轻士人来说，已经非常不错了，他的缺陷性很大程度是因为局势的变化和对变化的处置不当造成的，与隆中对本身没有关系，假若是因为隆中对没有实现便说隆中对有问题未免过于苛求。我们也应该就此明白一点，就算再完美的战略，一旦落实到实处，总赶不上现实的变化，任何战略方案，都应该随着现实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第三十九章 外放
三国随章侃 第三十九章 外放
（演义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本回演义主要说的是诸葛亮初用兵。博望一战确有其事，不过此事和诸葛亮没有关系，博望一战是诸葛亮很可能还没有加入刘备阵营，而且就算加入也不可能如演义中那般指挥军队，事实上在刘备身前，主要是由刘备负责前线的战斗，诸葛亮大部分时间是作为负责后方政务和后勤补给的官员，就好象萧何和荀彧一般的角色，甚少在前线参与军事，（按一般演义上的军师角色来说，法正庞统比诸葛亮更象军师。）更不用说直接指挥了，博望之战乃是刘备指挥的，这也是刘备的诸多事迹被演义移加至诸葛亮的开始。我们以后会陆续提到。
不过，本章还没到总结诸葛亮演义和历史区别的时候，这次想说的是刘琦之事，本章刘琦为求诸葛亮之计，来了一招“上屋抽梯”，终于逼的诸葛亮说了效仿重耳一事，让刘琦主动外放江夏。
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刘琦与刘备的关系颇佳，假若他能或许继承权，那刘备肯定可以得到重用，进而得掌荆州大权，而要掌权那就不能离开首府之地，就好象袁绍一事，袁绍未必真决定了由袁尚掌权，但是袁谭在外，袁尚在内，一旦有事，袁尚便可造成既成事实，袁谭毫无办法。
一般来说，控制中央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不说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得到朝廷便代表着拥有了全国的权力，即便乱世之时，众人依旧想获得中央朝廷之权，所谓“挟天下以令诸侯”也，这不但是名分问题，更关乎实力的对比，在传统思维下，中央拥有比地方更大的号召力，即便在乱世割据的情况下，依然有部分地方政权会听从中央号令，比如三国的张杨，再比如北洋军阀时期便有许多地方政权没有明确的派系，以中央马首是瞻。所以一旦得到中央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就意味着获得许多倾向于中立的势力支持或者不介入，这对于天下之争是相当重要的，三国时期的曹操便占有这样的优势。自然，这也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先获取中央政权为上，所以只要有一定的实力，必然会介入朝堂之争，甚至以全副身家性命投入也在所不惜。
而这种事以太平日子中同姓相争，骨肉相残最为惨烈。我们之前在《长子继承下的迷雾》一章中说过，选择嫡长子继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减少这样的权力之争，减少继承权力的成本，可嫡长子往往并不能顺利的接位，如嫡长子死去，或者嫡长子不得父亲之欢心，都会造成继承权的争夺。所以每奉主公身体欠佳之时，为了继承权力和日后的格局，朝廷之上便会开始一场明争暗斗。而这种争夺的结局往往是胜利为王，败者死亡，自刎或者软禁已经是其中最好的结局。
朝堂之争是如此凶险，有人不惜为权力舍身博大，也有人明哲保身，退至地方以求全身。这一来是示意我无心宝座，求对方放之一马。另一方面也是经营地方，手握实权，壮大自己，无论是谁得到宝座要对自己动手都要估量一番，而且万一朝堂有变，便可乘虚而进，反客为主。
如齐桓公晋文公两位都是春秋霸主，起初都为避祸而逃至远方，待国中有变便乘势回来，终成霸业，诸葛亮劝刘琦便是用的重耳之例，假如说这两位是春秋人物，和日后不同，那汉文帝则也可一说，他与母亲为防吕后，而退至封地，而后吕后死，朝中变革，他因祸得福，居然重新坐上了权力宝座。朱棣经营外藩而日后夺得皇位。
而诸葛亮让刘琦外放，则是因为刘琦获得继承权的希望渺茫，在内反而容易遭到暗害，还不如外放，一则掌握一方重地，可保自身平安，二则万一有变，可效仿晋文公当年，勒兵进逼，所谓进可攻，退可守。
不过这种事情毕竟要看运气，重耳在外流亡几十年才得以回来，朱棣的夺位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自从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度后，各朝又吸取教训，限制在外藩王的权力，他们要获取权力并不容易。如明朝，朱棣由外藩得权，在其之后也刻意限制了外地藩王的权力。毕竟，比之中央政权来说，地方一域，实力相差太远。
所以外放这件事，更多的是诸葛亮想先让刘琦避开朝堂之祸，是明哲保身之举，毕竟刘琦在江夏还是一番助力，假若在荆州，那刘琦只怕就危险了。
说起外放，古代的外放到底是好是坏呢？刚才已经说到了，中央朝堂是权力的中心，地方只是羽翼而已，假若心是向着朝中大权的，那最好是在京城为官，古代的京官往往比地方官员要高那么一等。此外，古代生产力有限，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尤其是京城，生活比外地要舒服得多了，就说那明朝科举考试吧，成绩好的进翰林院或者为翰林院庶吉士，这都是京官，可以面见皇帝和高官，以后就有机会入阁拜相，而成绩差的外放为地方官。所以京官外放往往也就是意味着贬官。本在京城为官，前途大好，甚至可以上达天听，却一下要到外地做地方官，这往往就是失宠的代名词。
但是，且住，这指的主要还是那些大官或者品级虽低但是实权不小有前途的官僚，他们外放，那是亏大了，但是对于那些小官或者无望升迁的京官来说，外放不委是天赐的好事。京城为官，有前途还好，但是没有前途呢，且别忘了这京城到处是大官，出门都要小心撞了谁的车驾轿子。可一旦外放，只要不是那穷乡僻壤，做起那土皇帝来，可就舒服多了，这油水可比京城里好捞多了，就算清正廉洁，那至少在地方上可以不用看太多的上级脸色，权力自由得多了。尤其在中央朝堂衰弱之时，那地方官更加吃香了，那刘焉便看东汉日益危险，就跑至益州做那土皇帝，可比那些留在京城被董卓一干人或杀或劫的同僚舒服多了。
另外，通常情况下，一些京官也会外放地方，但是这并非贬级，而是让他们去地方锻炼一下，增加一下历练，现在我们叫挂职锻炼。这种京官的外放只是镀金而已，几年之后便会回到京城派以大用了。当然，假若几年之后回不去，就意味着自己的仕途危险了。
还有，一些京官会出任封疆大吏如巡抚一职，这种重要地方官职只要不是宰相这般级别的人担任，也不能认同为贬级。尤其明朝巡抚本就是京官外巡形成惯例才变成地方大员，巡抚要每年回京议事，也是变相的京官。
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在京城没有机会，而到地方寻找机会升职从而再回京城作官的，这种例子在初唐极多，初唐对外征战频繁，边疆大将权大，军功又丰厚，而在京城则少有机会征战，一些军人便调职边军，立功之后再得以回朝，所谓“拜将”再“入相”。
此外，外放也有中央监督地方的意味，刚才说到明朝的巡抚制度便有这样的意思。此外，如汉明等代初期都给予藩王封地大权，为何？就是希望同姓王能在地方协助中央。相比外姓，还是皇族可信一点，唐朝也不例外，唐初便有以王子带兵征伐的习惯，安史之乱唐玄宗便分封诸子到各地为节度，从而还形成一起“永王之乱”
外放一事，意味深长，有明升而暗降之，也有明贬而暗升之，有前途光明之，也有无望回京之，有出外发财之，也有出外避祸之，有离开时喜笑颜开者，也有离开是愁眉苦脸者，有失败者，有胜利者。在京城门前的那一瞬间，不知留下了多少京官回首那无穷滋味的一瞥。
第四十章 荆州之降
三国随章侃 第四十章 荆州之降
（演义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本回演义说的是刘表死，刘琮即位，听闻曹操南征，便投降，从而将荆州拱手相让，这便是演义的前半回故事，至于后半回是罗贯中杜撰的，当时刘备乃是屯兵樊城，根本不在新野，更不用说搞出一个火烧新野来了，这还是为了显示诸葛亮的神奇而作。
荆州之降看似简单，刘琮即位后便投降曹操了，之前我也曾说过，蒯越蔡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