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宽宏大量，对接近他的人甚至是和蔼可亲的。但是，在一般人与拿破仑·波
拿巴之间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彼此毫无共同之点，因为一般人对工作草草
了事，急于想多点休息消遣时间，而拿破仑·波拿巴则孜孜不倦，一心一意
在工作。从他的身心体质产生出不可遏制的冲动要采取行动与发号施令，这
就是人们所讲的他的野心。他很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野心家，说错了，
我并非如此，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的雄心和我的存在是紧密交融，难以分辨
的。”还能比这说得更好吗？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
他到布里埃纳念书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一个贫穷和受人嘲弄的，
火热而又羞怯的异邦人，就从那时起，他已经从自高自大和藐视别人的意识
中取得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军官，这最适合了他要求别
人绝对服从的发号施令的本能。虽然这位军事长官也多闻多问，甚至征求意
见，但最后还是由他个人作主并作出判断。波拿巴的独断专行的自发倾向变
成了职业习惯。在意大利和在埃及，他已把独断专行推广到政府中去。在法
国，他想以一个文官的面貌出现，但是军官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虽然他多
方谘询，但是他决不能容忍别人随意反对他；更有甚者是，他在习惯于展开
讨论的一群人面前，就沉不住气，莫知所措，这就是他何以对“空论家”深
恶痛绝的原因所在。群众虽然是一团混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然而却是令
人生畏的，因此波拿巴对群众总是既鄙视又恐惧。夺取政权的是波拿巴将
军，他也就是作为将军运用政权的。服装和称号的改变都丝毫不能改变其将
军本色。
然而，在这身军服下面实际上有着几个人，而他的吸引人的魅力正是来
自这多种多样的性格，也同样来自他的多方面的聪明才智。共和三年的波拿
巴，身无分文地浪迹于热月党人的宴饮作乐之中，周旋于当日的权贵、豪富
与艳妇之间，他也燃炽过与常人无异的种种欲望。这个时期给他留下了某些
终身的影响：使那些曾冷落过他的人屈居己下，他就感到某种乐趣；对富丽
豪华的爱好；对家庭——这个曾同甘共苦的“氏族”——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还有某些资产阶级贵人的难忘的言谈，如在加冕典礼之日，他感叹地说：“约
瑟夫，要是咱们的父亲能看见咱们该多好啊！”然而在这很久以前，他也并
非不曾为一种更高尚的爱好所吸引，即想知道一切和了解一切，这肯定是对
他有用的，但他求知本身首先就是一种满足，原无其他打算。
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军官时，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和搜集资料，也从事
写作；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进了布里埃纳军校的话，他原有可能成为文人。
领兵作战之后，他仍然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这个军人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自
己安静的书房里，置身于公文卷宗之中。这项特征逐渐减弱；他的思想变得
更实际些，他曾自夸已经摈弃了“空论”；然而他却依然是十八世纪的人，
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家。他远非凭直觉行事的人，而是依靠推理，依靠知识
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我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考虑我应该做的事，并且
估计到最坏的情况”；“每次作战都必须按照一定方案进行，因为靠运气是
不能取胜的”；他认为他的一些机智表现是坚毅的自然成果。他心目中的统
一国家是按照一个简单而系统的方案由一个整体构成的，这个概念是十足的
古典主义。在罕见的一瞬间，甚至在他身上以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理智主
义：能剖析自己人格，既能正视自己的生活，也能忧郁地反省自己的命运。
在获悉约瑟芬的不贞之后，他从开罗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我需要离
群索居。壮丽豪华使我感到腻烦，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对荣誉索然寡味。
年仅二十九，却已历尽沧桑。”不久以后，他同吉拉尔丹在厄尔默浓维尔散
步时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
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①在陪同波拿巴巡视荒芜的杜伊勒里宫
时，罗德雷感叹地说：“将军，这是何等凄凉！”才就任第一执政两个月的
波拿巴回答说：“是的，有如权势尊荣一样。”由此可见，夏托勃里昂和维
尼的浪漫主义的忧郁，通过惊人的转折，渗入这个坚定而庄严的人的理智主
义里。但是这从来只是一刹那，他立即就会恢复常态。
一切都似乎注定他要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而实际上他在执行政策时，
直到细枝末节全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在他飞黄腾达的过程中，他摸透了人的
种种情感，并且学会了播弄这些情感。他懂得如何利用自私、虚荣、嫉妒，
甚至利用品德不纯；他深知从唤起人们的荣誉感和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中，能
从他们获得些什么；他也没有忽视可以用恐怖使人屈服。在法国革命的成果
中，他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是全国人心所向的，哪些适应他的专制主义的。为
了争取法国人的拥戴，他同时既以和平使者又以战神的面貌出现。因此之
故，他应被列入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然而，他只是在实际行动中才是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到具有
英雄的某些特征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从他在学校读书时，出于要支配那
个轻视他的世界的愿望中诞生的；尤其是从比拟普鲁塔克①和高乃依②著作
中的半传奇式的人物的愿望中诞生的。他最大的野心乃是荣誉：“我只生活
在子孙后代之中”；“死算不了什么，但是被打败而毫无荣誉，虽生犹死。”
他的心目中只有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东方的征服者、梦想征服世界的亚历山
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这些名字本身
就意味着世界大一统的思想。这点并不涉及一个具体的概念，一个为政治事
业提供规范、尺度与极限的概念；这些人物是激发丰富想象力的榜样，是赋
予他的行动以难以形容的魅力的榜样。他最响往的还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
这些事业所体现的精力充沛的热情。他是艺术家，是实践中的诗人，对于他
来说，法国和全人类都不过是些工具；他在圣赫勒拿岛回忆洛迪大捷和他内
心燃起的权力欲望时，表达了他对权势的感觉，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我
看到地球在我脚下旋转，仿佛我已腾空而入云霄。”因此，要想探讨拿破仑
给他的政策确定了什么目标，或者他准备达到的极限是什么，都是枉费心
机；因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目标和极限。他的部下曾因此感到不安，他听到后
说：“我总是这样答复：我不知道有什么目标和极限，”或者尽管用平庸的
方式，却意味深长地说：“要取得上帝老爹的位子吗？啊，我才不想哪，那
是条死胡同！”因此，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头一眼就给人印象深刻的、他心
理上的强有力性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拿破仑，一种自行扩张的力量，对
他来说，世界只不过是冒险行动的场所。而现实主义者不仅要善于运用手
段，还要考虑在可能条件下明确他的目标；如果想象力和权势欲能够驱使他
行动，现实主义者会知道到何等地步就应适可而止。
可是，正如莫莱①十分精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拿破仑不正视现实，
他的精神在其它方面却是非常善于把握现实的；这不仅归因于他的天性，而
且应归因于他的出身来历。当他从科西嘉岛初履法国本土时，他自视为异邦
人，而且直到1793 年②被他的同胞逼迫离开科西嘉岛为止，他还是敌视法
国人的。当然，他已充分地钻研法国人的文明和思想，足以归化其中，否则
他决不可能变成法国人的领袖。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感情
完全和法兰西民族的社会融合在一起，遵奉法兰西民族传统，以致能把法兰
西民族利益视为自己行动的尺度与界限。他始终感到自己是一个离乡背井的
游子。他也脱离了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而无所依附，他既不完全是绅
贵，也不完全是人民，他相继在波旁王朝和大革命时期充当军官，但是他对
哪一个政权都没有衷心拥戴过。而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
因为他可以完全轻易地处于超党派的地位，并以民族统一的恢复者的面貌出
现。但是，无论在旧制度下，或者在新政权中，他都没有汲取出可供他作为
规范和限度的原则。他不象黎歇留③那样受效忠王朝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
使黎歇留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君主利益；波拿巴也不受公民美德原则的约制，
这种原则要求他献身为民族服务。
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是启蒙哲学家的第子，因此他痛恨封建制
度、社会的不平等、宗教的不容忍；他认为开明专制能够调协政府威权和政
治与社会改革，他自己就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开明专制君主，并且是开明专
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属于法国大革命的人物。然而，
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从来没有接受民主，他屏弃了使革命理想主义生气勃勃的
十八世纪的伟大希望，即将来总有一天，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使人类成为自己
的主人。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为了顾虑自身安全而变得小心谨慎，因为，
用一句通俗的说法，他已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梦寐以求的只是通过英
雄壮举与冒险行动而成就英名伟绩。还有道德约制问题；但是，在精神生活
中，他与别人毫无共同之点；虽然他深知别人的情感，并巧妙地利用这些情
感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只留意那些能使人听他使唤的情感，却诋毁一
切能激励人们牺牲精神的高尚情操：宗教信仰、公民美德、热爱自由等，因
为他感到这些高尚情操对他个人企图构成障碍。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情操格
格不入，至少在他青年时代尚非如此，因为这些情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轰轰
烈烈的事业；但是以后环境变了，使他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 闭目塞听，
高高在上。在权力欲支配下的既庄严又可怕的孤立中，准则限度毫无意义。
“空论家”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没有察觉他身上的浪漫主义的冲动。能
够遏制他这种冲动的唯一办法也许就是把他置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让
他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为国效劳。但是雾月党人在把他推上最高权力的地位
时，恰恰就已放弃了一切这类防患未然的机会。
第二编 内安法国 外和欧洲
（1799—1802 年）
第一章 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取得政权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组织他的独裁体制。这项工作至少有一
部分延续至今，构成现代法国行政机构的主体。但是这项工作不是能一蹴而
就的，在倒台之前，他一直在进行工作，而其成效只能是逐渐地显现出来。
同时，采取行动的需要又是不容迟缓的，他必须准备1800 年的战役；因此
波拿巴只得临机制策。这两个特点一直贯穿在他的统治的始终。他一生不停
顿地致力于久远之计。但是，尽管他热切地想做力所不及的事，他却总是不
得不临时对付每一项事业。
一、临时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共和八年雾月19 日（1799 年11 月10 日）晚上，几名议员匆忙地批准
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新宪法的临时政府。行政与立法创议的大权全部落到三名
执政手里：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20 日，他们达成协议轮流担任
主席；但事实上波拿巴从一开始就控制了一切。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两个委员
会（每个委员会分为三个组）取代了元老院及五百人院，其职能仅在于准备
新宪法。
由于法国革命和共和国看起来似乎都没有成问题，所以这次事变并没有
引起任何剧烈的反抗：这不过是又一次政变而已。人们不过是热心地等着瞧
波拿巴如何着手工作——谁知道他是否能维持得下去呢？然而，少数的左派
及右派还是很快地开始形成了。执政府就其起源讲是反雅各宾派的；因为发
动雾月政变的借口毕竟是一个莫须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正是左派
反对在圣克卢的集会，而且他们在外地某些地区也企图进行反抗。六十一名
议员被取消了议席；五十六名雅各宾派，其中有二十名议员，被流放到圭亚
那及雷岛，其他很多人被捕。共和七年的“恐怖主义的”措施——强制公债、
人质法及强迫征用等——被废除了，这是军需供应商及银行家的胜利。“良
善之辈”①对此表示满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