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但是直到很久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
科全书派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证主义也出现在
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作中，以及
迪皮伊的《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政府和共和派资产
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
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写道：“大多数
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没有被所有法国
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并不缺乏读者的作家的攻击。在革命大
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
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
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没有免于受到神秘的
和情感的直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 年左
右特别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盛行；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兹为中心人物，在
阿尔萨斯，奥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感情的哲
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
直没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
教方面把感情置于首位的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
其它各地一样，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感情的缘
故；或者是象丰塔内一样出于保守思想；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
尔·德·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改弦易辙
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到那些原来拥戴他
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并不是由于反革命
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梅斯特的著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
没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影响。法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它的哲
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没有取代古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
可以利用的主题，或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感情的笔
法。当时最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约瑟夫·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
文。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奥斯卡》和《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别人一样喜爱“奥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 年，当斯塔埃尔夫
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国古典主义者从北
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感的情调。法国公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
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
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
的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
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污腐化分子和叛卖的
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于塔利昂夫人、阿姆
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
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
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争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
之路，而勇气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
者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他们对
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既成事实来接受下来，因为他
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
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存在下去。
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民
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没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们并不认为这种感情
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
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
瓜分；当时有国家而没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
各种不同的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整
体；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概念
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团结一致，而且
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种呼吁并不是毫无效果的。
1790 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 年左右弗朗索
瓦·德·伊韦尔努瓦也这样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
兄弟，所有的暴君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1815 年，斗争大致都保持着这种
特性；法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内，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
的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唤起了民
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者”；对他们说来，法国是“民
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会欢迎法国的福音，并且深
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性。他们从没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
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起了战争，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
相反地，君主和贵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概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
平等联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僧侣宁可回到奥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兰，同样的
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皇室，这
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
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
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
优惠待遇，以及通过合并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
切都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弗兰茨
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1798 年爆发了起义，皮特决心摧毁
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
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债务
和国内税收，但要负担帝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
市场，更重要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斯图尔特国务
大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宣誓
条例”；①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为爱尔兰国教的可能性，如果政
府有权对主教的选择进行监督的话。对这一点，有十个主教表示同意。而只
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很多爱尔兰的新教徒起来反对合并，这些人起初由于害
怕曾拥护过这个合并计划。皮特无奈，只好采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钱进
行贿赂，不过这些钱还是出自爱尔兰身上。合并问题终于在1800 年2 月5
日在都柏林表决通过，5 月间在伦敦得到了批准。
逐渐引起从世界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的是战争。受到各方面攻击的法国
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外
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
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情来激发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这种感情同时
也就开始背离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波拿巴从一开始就
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由于对法国作
战，最后也染上了民族狂热症。起初，仍留在辉格党内的人士在福克斯的领
导下附和了民众各阶级的情绪，认为战争只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但是当法
国准备入侵爱尔兰，并且去征服埃及的时候，情绪就开始转变了。对瑞士的
入侵改变了科尔里奇的态度，他在《法兰西咏歌》中斥责背信弃义与不敬神
奉教的敌人是轻浮与残酷的民族。从这时起，皮特就能要求全国作出努力
了，但在公众情绪改变以前，他慎重地还没有这样做。
同时，法国在荷兰、西沙尔平共和国①和瑞士根除了旧制度，从而实现
了领土统一和国家统一；这就促进了这些地方民族情绪的觉醒和发展。法国
的干预特别有利于意大利，那里的民族统一派比通常人们所想像的要多得
多，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法国迫于战争的需要，把这些国度
当做前哨阵地来对待，而它们由于担负了供应法国军需的重担，不久就体会
到独立的价值。于是，罗伯斯庇尔曾预见到的一种致命的逆转局面出现了：
法国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仇视。1799 年当俄国人和奥国人侵入意大利的时候，
他们被当做解放者而受到了欢迎。这种危险还不太大，因为德意志还没有受
到影响。虽然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浪漫主义所激起的“回到过去”的
思潮，都在知识界大大激发了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没有采取政治的
形式。同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民族，及这些民族之间的野蛮厮杀相对照，
德意志是个“文化之邦”；德意志人甚至从自己弱点中找出优越性和神圣使
命。这种傲慢的自甘落后态度在法国入侵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同时，针对法国革命的民族概念，德意志已经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法
国人认为，民族实际上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虽然并不忽视决定个人选择的
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但是民族是在个人自愿加入的“结盟”公约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相反地，赫德尔和他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都把民族视为一个
有生命的存在，象其他的生物一样，也是从生命力（即“民族精神”）的无
意识的活动中产生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民歌以及艺术，无非都
是这种“民族精神”的表现。我们再次发现，德意志处在欧洲发展转化的中
心。它将成为反对革命法国的集结地，这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出现，而
且还因为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民族概念——民族是一种集体存在；在这种集
体存在中，个人丧失了全部自主权，而自由，则象神秘主义所认为的那样，
存在于愉快的逆来顺受之中；这种集体存在否认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文明，
并且赋予自己的需要和激情以神圣的价值。
大约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在那里，汉学学者早就赋
予他们的讲学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调子；他们争论天皇的祖先是否是太阳，
他们宣称：天神并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贺
茂真渊和他的门徒本居宣长（死于1801 年）的领导下，日本重现了一种神
秘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尊崇佛教和它的戒律的同时，重新树
立起神道和这个民族过去的威望。这个运动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按照这些
革新者的意见，天皇又成为天神之子，幕府将军成为篡权者，日本人成为注
定要统治一个世界帝国的优等民族。在松平定信的独裁和改良的摄政（到
1793 年为止）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家齐①同京都宫庭和解了。尽管如此，皇
室革命的种子还是播下了。在这里又看出人类思想中两种永恒的趋势在交
替，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由于欧洲和远东之间还没有文化上的联系，处
于世界两端的这种不谋而合的情况却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二章 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由于不存在民族仇恨的问题，各国的传统野心从一开始就使法国和欧洲
的冲突复杂化起来。反法同盟各国投入战争时，不仅仅是要扼杀法国革命：
大陆列强还要肢解法国，英国要夺取法国的殖民地并摧毁它的商业和海军，
以便有利地结束从路易十四以来的英法竞争，并恢复它那由于美国独立战争
而受到危害的海上霸权。但是，十八世纪期间使列强彼此冲突的问题并没有
全部解决：普奥同盟终于因波兰问题而垮台；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