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 年终于
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役。在里沃尼亚省①，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
些和缓农奴制的措施；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没有更多
的作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德里
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则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 年考虑过的废止豁
免赋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
放农民，并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
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官显职。1800 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
九十五名出身平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
甚至没有能够废除国内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只是拿
破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得到更新。因此
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
道：“我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
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
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
轻蔑地把他们叫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没能
使这些人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
整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全问题。
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对法国人的恶感从来没有妨碍过各国君主
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各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顽固的
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憎恨。这是一个难
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
否认企图强加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 年12 月22 日，格伦维尔
在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他的真实
思想。1800 年1 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君主政体。这位高贵
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感到厌恶，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
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他在1800 年2 月3 日称之为“革命彩票
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再次流行起
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政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有些人是从信念出发，
另一些人却由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并为这个
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日内瓦的亡命者，象里
瓦罗尔和巴吕厄尔方丈、德·伊韦尔努瓦和马莱·迪庞。在英国，坎宁由于
出版《反雅各宾》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法国发生的事件通常都被用来对
人民进行恫吓。巴吕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
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
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荣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谟而变得
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更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要重新树立权威和
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点是：正象理性能够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
界的规律，并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
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
的哲学中，这种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
起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期由比
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产生于一种被称
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样地，伯克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
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
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佯。这种和神
秘主义混合起来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
志，对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 年就翻译了
伯克的《法国革命感言》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甚至梅特涅，都是从这
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斯特；1796
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法兰西论评》同时出版。他们也把
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但他们都
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张专制和威权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
样珍爱王政的传统；他认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
感的约瑟夫·德·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这个社
会；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高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萨斯对当时
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 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
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
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
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
种解脱。然而传统主义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德温的希
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以理性主
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来全力反对革命。这
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
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
宙之谜，并且主张理性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
和感情则是受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
学和幸福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验纯属
天赐的启示的神迹；总有一些放荡不羁的人希望偶然的机会能给他们带来幸
福，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乐趣；总还有一些艺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
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为了赢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
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
上学赋于感情以通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
到这一点的。有些哲学家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见解。特别是康德，他摧毁了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感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上学，这种道
德感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没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非
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并且开始渗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
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
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
迷的状态，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梅斯特那样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
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大多数神秘
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适应而还没有成功。他们之中包
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内心空虚，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门陷入忧
郁，甚至自杀；也包括一些青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
限制因而愤激；还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
望而享有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奇的；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变得聪明
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者”，但在十八世纪，
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
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青年人变得愤世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理性的名
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制了人们发挥独创
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
家，就很容易把这种“古典”艺术斥责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
里，没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
际上还大有成名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
国和美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兰
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奥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明了“行吟诗
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别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的时间、地点和情节
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
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
少的造型艺术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
复兴中寻找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赢得了胜
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
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