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频发出的“和平攻势”之下，政策逐步在转化，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倾向于
同苏联缓和。美国的缓和论调与阿登纳政策所要求的对苏强硬立场之间的矛
盾冲突日益显露。阿登纳无法阻止美国想要固定德国分裂来同苏联搞缓和的
趋向，不得不寻求新的外交政策的支点，以减少联邦德国对美国政策的依赖。
正是在这时候，戴高乐向他发出了重建法德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号。阿登纳的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法德合作与欧洲联合又再度被强调。
然而，尽管戴高乐结束了第四共和国政治混乱的局面，法国人也不再感
到德国迫切的威胁，但是，新时期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仍然使得这种合作进行
起来困难重重。在科隆贝双教堂，阿登纳和戴高乐都认为双方合作的基础是
“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必须设法使欧洲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德
法的利益所在与阿登纳和戴高乐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看法的区别，为两人理
想中合作关系的实现设置了重重障碍。阿登纳和戴高乐分别想为德国和法国
在大西洋联盟中找到一个有利的最佳位置，这个位置除了两人认为得让各自
国家立足于联合强大的欧洲之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更多共同点。
从对美国的认识来看，阿登纳和戴高乐都对美国现行政策感到不满，但
是，这种不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不同。阿登纳只是批评美国在东西方对
抗中表现得越来越软弱，以致让俄国人利用了时机，在东欧站稳了脚根，他
不想损害德美关系；而戴高乐却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
为领导的独立欧洲，组成“第三种力量”，同美苏相抗。阿登纳抱怨北约组
织的衰落，指责美国没有利用它“道义上的领导权”巩固西方联盟，防止联
盟分裂：而戴高乐则拒绝美国以一个领导人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要求法国
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美国拒绝了他要在北约起大国作用的要求时，戴高乐断
然采取逐步背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并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装力
量。显然，阿登纳是从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的统一与合作这一大前提出发来
看待欧洲同美国的关系的，而戴高乐却是要以和美国闹独立来加强法兰西的
国际地位。两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阿登纳一
生都在警告西方防止俄国进攻、谨防俄国分裂西方的阴谋，他对俄国人的任
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径渭分明；戴高乐
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
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
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
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
利益。阿登纳一生部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
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恩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
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
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
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
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将
能抹去人们对德国挑动战争的记忆，在“欧洲”中的“德国”也意味着国家
地位的提升；而将法国纳入欧洲则意味着法兰西伟大的被抹杀以及法国从原
来超越欧洲地位的下降。有鉴于此，阿登纳呼吁超国家的联合——“欧洲合
众国”；而戴高乐则只主张”多祖国的欧洲”或“各国家的欧洲”。
联邦总理与法兰西总统之间的分歧曾以两人含蓄的对话表现出来。
阿登纳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以宏亮的声音说话，却没有躯体。”
戴高乐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有躯体，却容许它装上美国灵魂。”
尽管如此，戴高乐那“富有使命般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使阿登纳惶惑
不安，戴高乐那种“对欧洲近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又令阿登纳着迷。人们
对阿登纳在这时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分歧重重的法德关系上感到非常不
解，许多人认为处于如此危险国际关系中的联邦德国应更注重于修复它同美
国的关系。这时候在联邦政府内部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派”和“大
西洋派”外交政策的辩论。“大西洋派”着眼于西德的安全利益，倾向于对
美而不是对法作出让步、改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有联邦经济部长艾哈德以
及后来的外交部长盖尔哈特·施罗德等人。但欧洲派的阿登纳则认为法德关
系是德国立足欧洲最重要的保证，他下决心要与戴高乐走在一起。年事已高
的阿登纳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把法德和解以一种持久的、不因人而异
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即使在他下台之后，法德友好政策仍能一如既往得
到贯彻。
促进法德关系走向密切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戴高乐提出了建立“欧洲政
治联盟”的倡议。这符合阿登纳长期以来的梦想。煤钢联营和共同市场成立
之时，阿登纳一直坚持要把建立欧洲政治联盟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1960 年
5 月，美苏首脑会谈由于美国“U 一2 飞机事件”而宣告破产后，夏天，戴高
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的问题。阿登纳积极响应了这一建议。7
月初，戴高乐致信阿登纳，建议举行法德首脑会晤。
1960 年7 月底，阿登纳与戴高乐的会晤在朗布依埃举行，为期两天，戴
高乐提议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新政治组织的计划。阿登纳颇为兴奋。戴高乐
特别提出应建立法德之间有组织的合作，在这一点上阿登纳也深有同感。两
人一致认为，为了实现欧洲政治联盟，法德两国应进一步协调政策。双方确
定：法德首脑会晤应当三个月举行一次，部长们也应经常会晤接触，以便在
有关两国的一切重大议题上确定共同的态度。
朗布依埃会晤推动了六国共建欧洲政治联盟的决心。在法德共同倡议之
下，1961 年2 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与会六
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就建立欧洲政治联盟进行讨论。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六国
政府代表组成的研究委员会，为下届首脑会议拟订出一个有关建立政治合作
组织的具体建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由法国大使富歇担任，这个委员会而
因此被称为”富歇委员会”。
同年7 月18 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及政府首脑再次聚会波恩，商议有
关发展欧洲政治合作问题。六国一致决定举行定期的政治协商，“以便交流
观点、协调政策、统一认识，从而促进欧洲的政治统一及加强大西洋联盟”。
六国发表了“波恩声明”，并委托富歇委员会为欧洲政治联盟拟定法规草案。
富歇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由于各国之间意见分歧很大并不顺利。波恩声明
的发表也并不意味六国之间分歧的弥合。戴高乐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
的“一体化”并非一码事。法国希望的是主权国家之间实行联合的原则，比
利时、荷兰等国却希望借此推动较大进度的“一体化”。在1961 年2 月的巴
黎首脑会议上，荷兰外交大臣约翰夫·伦斯就已提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
质、有英国参加的欧洲。而在1962 年11 月，富歇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关于
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即第一个“富歇计划”，却基本上反映出
戴高乐主权国联合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阿登纳站在四国一边，认为这一
草案反映出戴高乐民族国家的观点，它在某些方面甚至背离了“波恩声明”。
五国一起反对法国削弱“超国家”原则。富歇委员会只好继续工作修改草案。
1962 年1 月，第二个富歇计划提出。这只是第一个富歇计划的改稿，基
本精神不变。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原来的草案，因为法国想用欧洲政治联盟
来削弱北约组织和现有共同体机构的意图变得更加明显。第二个富歇计划遭
到五国的一致反对。富歇委员会的谈判工作陷入死胡同。
为扭转这种僵持局面，1962 年2 月15 日阿登纳和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
会晤。戴高乐同意要维护共同体本身的存在和作用。阿登纳也同意了戴高乐
认为法德两国应该协调一致的要求。这样由于法德率先协调立场，六国之间
频繁的会晤和磋商又开始了。
新的问题是英国是否应加入共同体。荷兰、比利时等国提出这个要求时
本身也是矛盾的：它们要求欧洲是“超国家”的，因而反对戴高乐，而在此
时，它们却希望把抵制“超国家”原则的英国拉进来以对抗法德联合。从根
本上来说，荷兰、比利时担心的是法德联合将会支配未来的欧洲政治联盟。
强调超国家性和拉英国成了荷比反对“戴高乐欧洲”的手段。戴高乐的确设
想法德共同支配的欧洲，而荷比正是担心这种局面，他们想要以英国加入来
平衡法德可能产生的霸权。戴高乐反对英国加入共同体。阿登纳的表态是既
要支持法国，又要设法冲淡富歇计划中排斥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色彩，因为法
英两国对联邦德国来说都很重要，联邦德国只能在法国、美英和共同体其他
成员之间协调立场。因此，当后来荷比等国把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作为继
续进行谈判和准备放弃欧洲政治联盟超国家成份的先决条件时，各方矛盾尖
锐爆发，直至不可调和的地步。1962 年4 月17 日，六国外长谈判失败，各
自回家，欧洲政治共同体成了共同的失望。戴高乐与阿登纳建立欧洲政治联
盟的尝试也终于告吹。
欧洲政治联盟尝试的失败反而成为法德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契机。为
了挽回这种失败的不利影响，阿登纳与戴高乐开始了频繁的互访和双方会
谈，1962 年7 月2 日至8 日，阿登纳到法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此行受到
法国人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戴高乐的高度重视。两人再度就共同关心的问题
和进一步密切法德关系广泛交换了意见，都希望在欧洲政治联盟失败的情况
下，以密切法德关系来作些弥补。阿登纳邀请戴高乐回访联邦德国。
这年秋天，戴高乐将军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轰动一时的访问。德国人用了
高度的热情来欢迎这位在二战时期同德国打过仗、现在又全力推动法德友好
的法国总统。这两次访问给公众一个印象，那就是法德间的友好已经是个完
美的事实。阿登纳在法国和戴高乐在德国受到的接待都是空前的。戴高乐乘
着“德国号”汽艇从波恩出发沿莱茵河到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阿登纳
陪着他，两人的亲密与德国人的欢呼使报界对这次访问大加赞美。不尽人意
的国际关系使阿登纳和戴高乐越发珍惜这得之不易的一切。在为期6 天的会
谈中，阿登纳进一步向戴高乐明确表示德法关系是“欧洲一切发展的支柱”，
尤其在计划建立的欧洲政治联盟失败以后，深化德法关系对维护“自由欧洲”
有重大意义。阿登纳恳切地向戴高乐提出了签定友好条约而使法德友好关系
固定下来的建议。
阿登纳告诉戴高乐，他一直在考虑调整法德关系。来自东方的威胁越大，
法德寻求一项共同的政策就越加必要。从眼前欧洲来看，意大利政治局势十
分严重，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程度的左倾。意大利不稳定；比利时倾向中立；
荷兰无所适从。欧洲面临政治分裂的危险。而这正是苏联所希望的。在欧洲
政治联盟建立处于这样风雨摇摆之中的时候，法德的职责就应是继续前进，
这样别的国家才会跟上来。至于英国，则只能安心等待。
戴高乐问阿登纳，在不放弃六国观点和不排斥英国加入的条件下，他是
怎样来设想这个法德之间的友好协定的呢？
阿登纳说，这项协定签定的主要目的是法德两国能够一起办一些别的国
家办不到的实际工作。他接着举出一些例子，如在柏林问题、东西方关系问
题、防务问题、非洲问题及发展政策等等问题上法德可以有更好的外交合作，
从而使两国的政策有较有份量的表决权。阿登纳重点指出了防务问题。他说，
法国和德国两个国家无疑地有一种独特的、双方共同需要的防务，因为两国
直接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远比英国或美国更为直接。虽然两国应该依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