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被世俗化。但是封建制度未消失：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照样征课；
国王只满足于取消人身的奴役。行会也没有受到触动。国家的统一、中央集
权化和专制统治在符腾堡比在巴伐利亚取得更为突出的进展，而社会的旧制
度在符腾堡也保存得更多一些。
在巴登，改革开始得更晚些。在1803 年的领土合并以后，天主教会的产
业都已世俗化；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隐修院都已关闭。原有国土与新
并土地综合编成三个省，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仍然保持会议制的形式。政
府实行这些改革并未遭到任何抵抗；它轻而易举地剥夺了降格附庸各城市的
几乎全部权力，并在1806 年废除了布赖斯高的等级会议。巴登大公卡尔·弗
里德里希名不虚传是一位开明君主，但他已到垂老之年，而左右近臣又严重
对立，水火不相容，因为他续娶的霍赫贝格女伯爵久想一旦前房绝嗣，确保
她的孩子继位。拿破仑终于表示不能容忍，特别是他对大公的孙子同斯特凡
妮·德·博阿尔内夫和非常不满。1807 年，达尔贝格的侄子埃姆里希…约瑟
夫·达尔贝格公爵实行了一些新制：任命五个大臣代替会议制，设立参政院
和着手改革财政。
巴登的一些激进的改革乃是赖岑施泰因的成就，这位大臣原籍巴伐利
亚，和蒙特热拉一样倾心于启蒙运动的传统，主张同法国亲近友好。他把全
国划分为若干县，把合并来的一些小邦编入各县，并将地方政府置于中央政
府监督领导之下。然而他没有把改革进行到底，或许由于改革时间太短，因
为他在1810 年就被撤职；以致各县之下仍保留着行政和司法没有分立的“司
法区”，巴登实行了征兵制，特别是从1811 年元旦起采用了《民法典》，尽
管也对该法典做了些变动。宗教容忍已在巴登实现，并在1808 年适用 到
犹太人。巴登不象符腾堡那样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但是巴登也没有颁布宪
法。作为关键问题的公民平等还只在理论上存在。首先，降格附庸邦也同在
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保全了它们的种种特权：司法仅、尊荣仅和封建赋税、
武装卫队、特殊的家族地位等等。其次，它们的官员依然只在高级法庭里出
庭受审，而不受初级法庭的管辖。贵族也享受这种特权，他们同样也可豁免
缴纳人身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还保持“信托遗赠”和贵族长子世袭财产；
此外，贵族的土地还豁免三分之一的土地税。最后，没有触动贵族的采邑和
封建赋税，而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都照旧不变。农奴制度既已在十八世
纪末不复存在，平民各阶级的处境并没有改善许多。
在来因邦联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仿效法国最为全面的，这就是统治着二
万九千臣民的安哈尔特…科特恩的邦君。他给这些臣民一个郡守、一个郡政务
厅、一个郡议会、一个上诉法院和一些区法院，也没忘记组织一个参政院；
他采用了《拿破仑法典》，废除了领主的种种特权和司法权，也没有忘记实
行征兵制。其他一些小邦的邦君虽然不如他那样热忱，也都愿意进行改革，
从中取利。其中最重要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路易一世，他迫不及待地废
除了邦议会，取消了纳税特权，只有降格附庸照例地不在此限；他在1808
年也采用了《民法典》，虽然也做了些改动；他规定了劳役的明确条件，并
宣布有补偿地废除农奴制度。纳索公爵同样地废除了豁免纳税的特权，农奴
制度和许多严格属于封建的赋税。1810 年，扎尔姆的邦君也对全体臣民征收
土地税。在安哈尔特其他邦君那里，在图林根、在梅克伦堡，改革只限于对
财政系统和征兵制度的某些细节变动；各邦议会和社会的旧制度都原封未
动。萨克森同样应列入这一类。桑夫特本来很想积极主动进行改革，但是他
性格不强，不足以克服顽固敌视任何革新的内政大臣霍普夫加滕的反对，而
在这一点上，邦议会完全同霍普夫加滕意见一致；贵族仍然豁免纳税义务，
而宗教容忍也只限于对天主教徒，把加尔文教派屏除在外。在萨克森特别重
视改组军队，并增添了宪兵队。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的情况近似符腾堡大
公，也是拿破仑的一个忠实盟友；这位国王思想迟钝，庸庸碌碌，对改革没
有兴趣；但是如果拿破仑对他施加压力，他原可能做出让步，而拿破仑对他
施加的压力并不比对巴伐利亚人或符腾堡人更大一些，唯恐引起他的不满。
然而在拿破仑送给他的华沙大公国里，拿破仑就认为不必同样照顾他，于是，
就不考虑他这个名义上的元首，而放手进行组织华沙大公国的工作，正如拿
破仑在意大利王国和在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一样。
五、华沙大公国
1807 年7 月22 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时已经给华沙大公国制定一个宪
法规章。中央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都是以法国为蓝本。国君任命六个部的
大臣和一个国务秘书大臣，稍后再加上分别负责国民教育、水道和森林、粮
食供应、军政和国家奖券等的一些督导官。参政院起初只不过是大臣聚议之
所，但到1808 年加入了一些参政官，继之又增加一些审议官。华沙大公国这
个参政院比之法国的参政院享有更重大的权力，因为除了管辖行政诉讼而
外，它还兼理最高法院的职能。此外，它的政治作用与日俱增：它的成员当
然取得议会中“使节院”①的议席，到1809 年开始参与治理国家。尽管有这
些新制度，在华沙的行政权在事实上仍然是合议制的，而且缺乏有效率的领
导，因为大公常驻德累斯顿，并没有行使他具有的合法权力委派一个总督。
大臣会议诚然有一个主席，即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但此人并无一个政
府首脑的权势。
大公国行政区划分为郡、县和公社；各级地方政府均已取消合议制，行
政机构由郡守负责，由一名秘书长和一个郡政务厅协助郡守；县由县长领导，
公社由市长和助理人员领导；大公指派郡守和县长，而由郡守遴选各市镇政
府人员。在每一级都设有一个参议会，先由郡、县的“贵族大会”②或由公社
的大会提出候选人，然后再由大公从中指派议员。各县有一治安法官，从县
的“贵族大会”推荐的名单中遴选任命，各郡有一郡法庭，由若干终身任职
的法官组成；每两郡合设一刑事法庭，全国设一个上诉法院。全国也派有若
干警务专员或治安长官。大公国立即就采用法国的征税制，并且组织了一个
审计院。教育受到突出的重视，各地设教育委员会主持其事。天主教会置于
国家权力之下，宪法授权大公任命主教。至于军队则交由波尼亚托夫斯基将
军统率；1808 年实行了征兵制。至此波兰第一次有了中央集仅的行政机构和
整套的职业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就为波兰提供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在
① “使节院”是波兰议会的下议院，代表小贵族；上院“元老院”则代表大贵族。——译者
② 波兰的“贵族大会”（diétine）是始自十五世纪的各省议会，国王颁布新法律或征集骑士出征皆须得到它
的同意。——译者
西欧曾有助于资产阶级的形成。
正如在拿破仑体制的其他国家一样，波兰政府也是专制政府。大公国宪
法保障有个人自由，但也同法国一样，警察专横，权力无边。至于出版自由，
宪法上一字未提。不过宪法还是规定有一个议会，但议会没有立法的创议权，
而且每两年最多只举行十五天会议；此外，它的议长或主席是由大公任命的；
无论如何，在1809 年和1811 年这个议会是依法正规地召集开会的。议会由
两院组成， 元老院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主教和贵族组成，职权只限于审议
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另一院称为“使节院”或众议院，议员的产生一方
面由各县“贵族大会”选举一名有住所的拥有地产的贵族或其子任代表，另
一方面由各公社选民大会选出代表若干人，参加选民大会的有平民地主、本
堂神甫和副神甫、拥有资财一万盾的巨商大贾、曾得勋章的文武官员。就其
组成而论，这个议会与意大利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议会有所不同，而
近似那不勒斯王国的议会，尽管它的贵族色彩更为浓厚。在议员的产生中财
产资格和职业仍然起了作用，但是议会两院的划分是以保持等级制度为基础
的。议员投票诚然是一人一票，不再是以等级为单位；但是即使不计入公社
选民大会可能也选出的贵族代表，贵族在全部议员中也已占五分之三，可是
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却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亚更为开明，因为在这两国，
选民团的成员都是国王指派的，他们也只能选举国王指定的候选人，而在波
兰则选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举行名副其实的选举。
由此可见，拿破仑很能因地制宜。在伦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亚，资产阶级
具有一定程度的巩固的地位仅力，拿破仑就不给贵族特殊的代表权。在意大
利南部，贵族的势力比北部贵族要强大得多，他就采取不同措施；但是，又
由于在波旁王朝统治时，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已经在政治上被剥夺了一切权
力地位，所以拿破仑只给他们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院。在波兰，比起资产阶
级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贵族的权势看来非常强大，以致拿破仑只好让贵族占
支配地位；况且不久以前贵族还统治着波兰，拿破仑只得同意让他们在遵守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同时也使平民间接
地得到好处。因此，拿破仑想把贵族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在波兰表现得
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突出；波兰贵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国家大权也就操
在他们手里。
这种情况对于农民是有害无利的。宪法在维持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时，
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废除了农奴制；1810 年8 月15 日采用了《民法典》。
这样，农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并且得到诉讼的权利。但是土地仍然属
于贵族所有，而且1807 年12 月12 日的命令规定，除非农民能够提出契约根
据，否则份地是靠不住的，领主可以随时收回。这项规定使土地耕作者的处
境更为恶化，因为农民世代拥有的或终身拥有的土地，通常只以习惯法为依
据，并没有书面的佃约。一切封建赋税、地租田税、劳役和什一税全部照旧；
甚至额外任意加重的劳役也未受触动。政府也委派了公证人，并且公布了佃
约的标准格式，用以提倡明确规定佃期、租额和劳役条件；但是缔结书面佃
约者寥寥无几。领主既有了撤佃权这个武器，便用来胁迫农民维持现有的沉
重负担，甚至借此更加重农民的负担；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种极小块田地的
农民，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权，干脆弃地出走。但是波兰当时没有工业可
以吸收这些自由劳动力，其后果只能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乱。至于僧侣的
产业则原封不动，在以前普鲁士统治的地区已经世俗化了的产业，则划归大
公国所有。当时代表法国驻在华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写道：“农民的处
境根本没有一点改变。”
尽管如此，波兰贵族仍然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深恐拿破仑并非到此为止。
各大家族尤其愤愤不平，因为宪法把全部贵族地主不分大小置于同等地位，
并允许平民进入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权势的
不能容忍的打击。然而他们现在仍然盘据国家的高官显职，或者安置了他们
的代理人。特别是恰尔托雷斯基家，虽然他们本人都没有出面，在内阁里却
有他们的耳目，如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的妻子卢波米尔斯卡娅就是亚
当·恰尔托雷斯基的表妹，财政大臣马托茨维奇被公认为是亚当·恰尔托雷
斯基的人，而非常敌视法国的元老院秘书涅姆策维奇也继续对亚当·恰尔托
雷斯基忠心耿耿。罗马天主教会对拿破仑的敌意也不可忽视，因为教会对农
民很有影响。宪法规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大大地触怒了教会，尽管宪法承
认它是国教，并且除了离婚改由民政当局办理外，户籍工作仍然交给教会负
责。虽然世俗僧侣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但属于各僧团的僧侣却迥然不同，
特别是在拿破仑同罗马教皇决裂之后；结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贝农
教派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受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圣使的操纵。共济会发展了一
些支会，在1810 年共济总会统计在波兰有十二个支会，这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