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分散在从比斯开省一直到阿拉贡各地。很快地他就自以为俨然是查理
第五和腓力第二。①他署名“朕，国王”，并且拒绝把金羊毛勋带授予贝西埃
尔。拿破仑又见到他时，说道：“他完全变成国王的模样了。”儒尔当于8
月22 日充任他的助手后，他开始制订战略方案，因为皇帝写信给他说：“军
队简直象是由驿站视察员指挥的一样。”
西班牙人没有利用这些有利的形势。他们直到8 月13 日才从巴伦西亚赶
到马德里，卡斯塔尼奥斯于23 日才到达马德里，而且只带了一个师。这是因
为各地的“政务会”既很无能而又威信不高，他们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领域，
而且互相争吵不休：加利西亚注意到阿斯图里亚斯恢复了自治，而旧卡斯蒂
利亚的将军奎斯塔不服它的领导。在塞维利亚，蒂利伯爵建议军队不要出安
达卢西亚境外作战，另外一些人建议用武力迫使格拉纳达的“政务会”服从
于塞维利亚的“政务会”。觊觎摄政王位者大有人在：费迪南四世的一个儿
子在那位已与正统王族和解了的奥尔良公爵陪同下，从西西里来到西班牙，
英国人却拒绝让他登陆。根据木尔西亚“政务会”在弗洛里达…布兰卡推动下
提出的建议，终于设立了一个中央“政务会”，由各省“政务会”代表共三
十五名组成，大部分是贵族和神甫。9 月25 日，在阿兰胡埃斯召集的中央“政
务会”陷入起草繁文缛节的议定书或有关政权结构的冗长的争论中。霍韦兰
诺斯周围的大部分人倾向于采用英国制度，而弗洛里达…布兰卡则坚持开明专
制。随后成立了一个内阁；但是为了不触犯将军们起见，没有委任总司令。
由于将军们服从于只受一个委员会约束的陆军部长，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
为。征兵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招兵最少的是受中央“政务会”直接管
辖的地区，莱昂和旧卡斯蒂利亚；10 月份还不到一万二千人。英国人已经运
来十二万支枪，一船船的军需品以及现款五百万；一大部分物资却留在各港
口没有使用。在里斯本，达尔林普尔已经恢复由若奥亲王所任命的摄政会议，
但是这个摄政会议几乎毫无作为。正规军已召集起来：不过到11 月底，在三
万二千人中只有一万三千人领到枪支，并且在1809 年以前并无一兵一卒参加
战斗；“全民抗战”运动只有一些长矛作武器，只是到处进行骚扰。在葡萄
牙，唯一有组织的武力是现在共有二万人的英国军队，由穆尔指挥。不过这
支部队直到10 月份才开始行动，而贝尔德也只是在这个月底才率领另一个有
一万三千人的军团在拉科鲁尼阿登陆。
当拿破仑于11 月5 日到达维多利亚的时候，他发现面前的西班牙军队分
布于从比斯开省到萨拉戈斯之间，有两支主力：加利西 亚的军队在布莱克指
挥下在埃布罗河发源地防守，中央军在卡斯塔尼奥斯率领下靠近土德拉；这
两者之间，加卢索带领一万二千人左右从厄斯特列马都拉来到杜罗河。穆尔
的部队分两路纵队前进，纵队之间相隔甚远，而且还只到达西、葡边界；贝
尔德几乎没有开始出动。面对拿破仑及其素质上无比优越的军队，各路盟军
似乎注定要败北。然而，皇帝仍需小心翼翼地指挥作战，因为他手下只有十
二万人，莫蒂埃和朱诺的军队还留在后面。在中部，苏尔特击溃了加卢索，
并攻占了布尔戈斯和瓦里阿多里德。拿破仑准备从那里先后攻击敌军两翼。
① 查理第五（1516—1556 年在位）和他的儿子腓力第二（1556—1598 年在位）是西班牙极盛时的国王，当
时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是最大的殖民帝国。——译者
但是甚至在他到达之前，勒费弗尔和维克托就已经过早地进攻布莱克，并把
他击退得很远，以致无从再抓住他；由于勒费弗尔和维克托相互妒忌，不能
很好配合作战，因此11 月10 日和11 日他们在埃斯皮诺萨就只使布莱克受到
一般的挫折。这样，就要施展策略攻打卡斯塔尼奥斯。拉纳顺埃布罗河而下，
于23 日在土德拉战胜了卡斯塔尼奥斯，至于内伊则沿杜罗河而上，以切断卡
斯塔尼奥斯的退路；但这些军事行动没有算计安排好，因为拉纳这么早发动
攻击，内伊就不可能及时赶到；卡斯塔尼奥斯久经战阵的军队终于经卡塔拉
尤德逃往昆卡。拿破仑向马德里前进，30 日在索莫山脉隘口，和敌人的一个
师遭遇，在狙击兵攻击和只有一连的波兰轻骑兵的冲击下便溃不成军。首都
于12 月4 日被占领，法军扫清了首都周围的敌军：勒费弗尔把加卢索击退到
塔霍河彼岸，维克托在乌克列斯也击溃了中央军。拿破仑在马德里郊区的查
马丹安顿下来，没有与约瑟夫商量便颁布了一系列改组西班牙的敕令，他废
除了异端裁判所，削减了修道院的数量并没收了它们的财产。
然而穆尔正在萨拉曼卡以北把军队集中完毕，并与拉·罗曼纳会师。拉·罗
曼纳从丹麦逃出后重返阿斯图里亚斯，并当上了司令官。穆尔将军突然变得
非常大胆，对守卫布尔戈斯的苏尔特发动进攻，以便割断法国的交通联系。
拿破仑很迟才得到消息，12 月20 日，他派内伊的军团开向萨拉曼卡和阿斯
托尔加，穿过暴风雪的瓜达腊马山脉，以便从侧面进攻穆尔。24 日，穆尔仓
猝溃退。由于苏尔特追击不力，穆尔终于逃脱。1809 年1 月3 日，拿破仑在
阿斯托尔加移交了指挥权。7 日，苏尔特在卢戈作战，随后于15 日和16 日
在拉科鲁尼亚作战，但是攻击不力，未能阻止英军登船撤走。至于拉纳，他
已经到萨拉戈萨前面和蒙塞会合。帕拉福斯英勇地保卫了这座城市；法军费
时一月才攻破城防工事，又花了一个月才摧毁逐街逐屋的抵抗。当1809 年2
月20 日战斗结束时，西班牙人死亡十万零八千，其中四万八千人是病死。
在这个距离很远、冬季严寒和交通困难等等都对拿破仑不利的国度里，
而其居民又只对他的敌人提供情报，拿破仑无法歼灭敌人。如果当时拿破仑
能够至少消灭穆尔的军队，那么英国政府就难以得到议会批准另派一支军
队，无论如何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另一支军队。的确，穆尔不得不烧毁他
的军火库并牺牲许多士兵；他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伤；不过主力部队还是逃
脱了，并且不久就重新出现在葡萄牙。然而，如果拿破仑当时能在西班牙多
逗留一些日子的话，那么他就能迅速抵达里斯本和加的斯。但是1809 年1
月17 日他离开瓦利阿多里德返回巴黎了，因为他那时已确知奥地利将在春天
发动进攻。
这样，西班牙依然有待于征服。拿破仑从此就不停地受到这项任务的沉
重压力，这项任务不是由于迫切需要，而是由于雄心勃勃而承担的。继引起
英国的牵制行动后，又引起奥地利的牵制行动，而后者导致了法俄联盟的破
裂。从这时起，拿破仑必须有两支军队；新兵的比例有所增加，这就损害了
“混合编制”的办法；拿破仑不敢要求法国征募足够数量的士兵，于是就将
越来越多的外籍军团编入军队。这样，两支军队的质量就都降低了。
第二章 1809 年的战争
1809 年的战争是西班牙起义的自然后果。大军撤离德意志唤起了奥地利
的希望，并驱使它去冒险。西班牙人的榜样燃起了德意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
这种激情促进了危机的发展。拿破仑感到事出意外，只得仓猝组成一支新军，
这支新军好不容易才赢得了胜利。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似乎恢复了大陆体
系，但是，法俄联盟由于未能消弭这次对帝国的新的攻击，注定要瓦解了。
一、德意志的觉醒
自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德意志的思想界越来越沉溺于浪漫的神秘主
义。冷静而沉着的歌德，尽管在1805 年席勒死后极度孤立，却仍然自信不移。
曾在耶拿和柏林聚首的朋友们风流云散，诺瓦利又与世长辞，思想界活动中
心转移到海得尔堡，第二代浪漫主义者主要的首脑聚集在该地神话注释学者
克罗策尔的周围。这些人物中有：原籍意大利的一个来因地区商人的儿子克
莱门斯·勃伦塔诺、普鲁士容克阿希姆·冯·阿尼姆、前者的妹妹和后者的
妻子蓓蒂娜·勃伦塔诺，以及法国亡命者的后裔拉·莫特富凯等；戈雷斯在
科布伦茨任教后，终于也同他们会聚在一起；他们跟蒂克有联系、跟在科隆
力图恢复中世纪艺术研究的布瓦塞雷兄弟有联系，也跟在卡塞尔的两位图书
馆馆员雅各布与威廉·格林兄弟有联系。当时，这一派思潮风行一时，这有
利于越来越沉缅于神秘象征主义的谢林；而费希特则与谢林相反，他煞费苦
心地捍卫着自己的声誉。至于黑格尔，他到1806 年才完成他的《精神现象
学》。
神秘主义、复古，以及有时候对切身利益的关切，都迅速地驱使浪漫主
义者转向传统的宗教和反革命。施莱尔马歇重新担任牧师的职务；亚当·米
勒在1805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1808 年，都成了天主教徒。他们都
歌颂“过去美好的时代”，描绘了一幅虚幻的景象，说在那个时代，人们在
贵族的家长式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蔑视费希特的理智主义，费希
特自己虽和他们断绝了关系，但仍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响；早在1804 年，他在
《知识学基础》第三版中，在“自我”意识之上，重新树立一种需要作出自
我努力的“绝对性”，而排除无条件的自我独立性；同时，在他的《当代基
本特征》中，他将人类历史区分为几个时期，用传教士的说法称之为“无罪
期”、“初罪期”、“全罪期”，最后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的现状陷入了毫无
节制的个人主义，必须强制把人从这种个人主义中解救出来，以确保“灵魂
的得救”。他无疑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但是，在研究了马基
雅弗利以后，他的性情又倾向于赞赏对外进行征服的英雄的国家，而厌弃启
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理想；随着他的悲观主义的和权力观点的思想日益严重，
他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家来迫使性本恶的人们遵循“理性”，遵循《知识学
基础》。
德意志浪漫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从1801 年到
1804 年在柏林进行教学时所解释的那样，是促进文化领域里爱国主义的一个
强大动力；他抨击古典艺术是崇尚矫揉造作的成果，而浪漫主义则是日耳曼
天才的自然表现，是完全自发性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文明在世界上
占据首要地位。但是，聚集于海得尔堡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具体研究本国过
去的文学史而产生了更为迅速的影响。作为诗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并不重视
方式方法，而是以一股好奇的激情去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加以翻译和
改写。1803 年起，蒂克树立了榜样；1805 年和1808 年，勃伦塔诺与阿尼姆
一起出版了他们的著名选集《儿童魔笛》；他们的榜样带动了戈雷斯，他于
1807 年同样从《德意志民间故事集》中选辑了一定数量的故事。《爱情歌手》
从被遗忘中抢救了出来，《尼伯龙根》被译成现代语，加之，拉·莫特富凯
发现了《西格夫里特》，在这个意义上，施泰因能够写道：“正是在海得尔
堡主要燃起了后来赶走法国人的那种德意志火焰。”
这种民族感情虽然如此深厚，却仍然停留在文化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
然而，不止一个迹象表明，它暗中正在演变。法国恢复了专制政体，使得自
由主义者们感到绝望和忿怒；波塞尔特在莫罗被判决后不久就自杀了，施拉
布伦多夫和赖夏特已经开始从事反对拿破仑的写作，贝多芬在《英雄交响乐》
总乐谱中划去了波拿巴的名字；他们谴责法兰西民族背叛了1789 年的原则，
并且宣称它是一个邪恶而又轻浮的民族。1804 年，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使得
赫德尔的世界主义思想黯然失色，他写了一首颂歌献给日耳曼。普鲁士人并
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
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
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
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
者。1802 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
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 年起，在描
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