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回归和精神的回归，基督教和基民盟思想使他们于战败的颓丧、屈辱与
绝望之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并得到安慰。
一个月之内，基民盟的发展情况就取得出人预料的进展，各种身份、来
自各个阶层的人们纷纷入党，并且热心致力于建设基民盟的工作。党员们提
出了尽快制定党纲，在政治、精神上统一德国，在经济上重建国家的要求。
随着党的扩大发展，一些分歧也随之产生。由于受到社会民主党有关经
济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小组在各自单独发布的
建党宣言中，主张将资源和大企业社会主义化，认为国家应将矿业和其它国
民经济中的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更多的人主张将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原则引
人经济自主之中。为了解决这些分歧，1946 年2 月26 日到3 月1 日，阿登
纳等倡议英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威斯特伐伦的内海姆…体斯顿举行该党
第二次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个人同国家关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文化领域等方面，就一般
性原则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并确定了基本
原则。在对待个人同国家关系上，与会者认定“国家生活必须具有并充分体
现基督教伦理和文化原则，以及真正的民主。国家权力不得侵犯人的尊严和
不可转让的权利”；在文化教育方面，会议确定要“回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
根本原则中去，高度尊重人的尊严和每一个人的价值”；国家和教会之间要
保持真诚合作，相互尊重等。引起各地代表广泛争论的是经济与社会生活原
则方面，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在德国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化。
阿登纳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在讨论中，他力陈个人自由
的原则也必须适用于经济领域。他说：政治权力应该分散，经济权力也同样。
国家社会主义让每一个德国人都看清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的危害。
因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必须对权力集中的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不应
该实行广泛的社会主义化，这样会导致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这对个人自由
原则也将是一种危害。
照阿登纳的看法，应该建立起一种公正的社会秩序，使每个人能够为他
自己和家庭挣到一份财产。他力陈国有化并不利于鼓励个人作出杰出成就，
因为一个工人或职员在一家国营企业里并不比在一家私人企业里享有更多的
权利和自由。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必然会使人们过分依赖国家，
造成责任心薄弱，容易屈服于国家权力等弊病，从根本上妨害民主政治。
这些观点演绎自他在科隆十七年从政的经验，也来自他对魏玛及纳粹时
代政治的深刻反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看不到这些，因而，很难将
内部各种观点统一起来。争论持续到深夜，阿登纳与科隆的前基督教工会成
员的约翰内斯·阿尔贝斯为此同不同意见的代表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以求
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双方同意推迟对这一问题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并
将其理由写入了1946 年3 月1 日公布的党纲之中：
“由于德国经济上还不自由，因此，急于对部分经济
实行社会主义化的问题，从目前来说是不切合实际的，日
后解决这一问题时，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特别是从全民
福利方面着眼来作出决定。”
阿登纳还从自己的从政经验出发，向与会代表们阐述了一所房屋、一座
花园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家庭稳定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健康的住宅环境
对家庭生活、从而也是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在内海姆…休斯顿经济纲
领的第10 点中，通过下述规定，体现了阿登纳的主张：
“适当的占有财产是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一种主要
因素。鼓励以诚实的手段挣得适当的财产。”以及“在重
建被毁坏的城市和乡镇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到不使居民因
居住条件过于拥挤而受害，如果有必要，应征用土地来建
造房屋等。”
在内海姆…休斯顿会议上，阿登纳的循循善诱，顽强的工作热情和坚韧的
意志使基民盟折服。3 月1 日，代表们一致选举他担任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
盟第一主席。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发展，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也迅速统一起来了。作为一
个新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苏军占领当局竭力限制
基民盟的活动，而在英占区内，英国人也更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社会民
主党的奉行原则，与英国工党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同出一辙。在英美占
领区内，占领军当局对德国共产党和中央党都比对基民盟来得客气，对该党
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
1946 年5 月11 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了战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宣布他们的目标是要以对“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不妥协的意志”，“把德国所
有的民主力量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舒马赫说：没有民主、没有认识的
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人道主义、不尊重人的人格也不
可能有社会主义。很显然，社民党的核心是要在政治上倡行民主自由，在经
济上追求“计划指导和共同塑造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生产的“规模、
方向和分配上”，更多地顾及“大众的利益”。舒马赫杰出的个人能力与占
领当局的支持，使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民众中建立了广泛的影响。
作为英占区的基民盟主席，阿登纳不仅要忙于协调本党内部不同派别的
政治主张，还需要抗衡在英国人支持下日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势力。尽管英
国人不喜欢阿登纳和他的基民盟，却不能不注意到它在本占区内日益扩大的
影响，以顺利推行占领政策。很明显，英国人必须依靠德国人，也必须让德
国人适应民主政治，自己管理自己。他们不能不面对基民盟崛起的现实，也
不能再忽视它的领导人阿登纳。
1946 年2 月，英国军政府宣布，它将在它的占领区内成立一个由德国人
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即通称的咨询委员会），由政党、工会、行政、文
化、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代表组成。这只是一个没有决定权力的咨询
机构，在32 名成员之中，政党代表有8 名。基督教民主联盟指派了阿登纳和
来自伍佩尔塔尔的奥托·施密特作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方面则
派出了库特·舒马赫。这样，战后德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重要人物的相遇不
可避免。
在第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碰面会上，英国人对待两党的态度泾渭分明。1946
年的3 月6 日．英占区咨询委员会在旧汉堡陆军总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开幕
式。咨询委员会成员们率先到会。之后，英军司令官和占领区军事长官、空
军元帅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在震耳的鼓声与喇叭声中出席会议。鼓乐之后，
北莱茵省省委员会主席、省长勒尔一一介绍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勒尔着重介绍了
舒马赫在纳粹时期为抨击纳粹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付出的巨大代价，向人们
展示他光荣的过去。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与舒马赫博士彼此长时间的亲切
问候，格外引人注目。到了介绍阿登纳时，英国人则明显冷淡多了，时间也
很短。阿登纳自己精确地计算了一下，只有1 分零45 秒。
以反德出名的道格拉斯也许是有意想奚落一下有帝国工作背景的阿登
纳，他漫不经意走到阿登纳眼前，趾高气扬地问：“市长先生，你的政治背
景如何？”
阿登纳怒从心起，板着面孔，毫无表情地一字一顿地答道：“哦，我只
是在1917 年当上了科隆市长：后来， 1933 年纳粹认为我政治上不可靠，
罢了我的官：1945 年3 月，美国人复了我的职；同年10 月，英国人说我不
称职，又把我撵走。因此我靠这些现在进了占领区参议会！”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阿登纳的回答，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十分惊愕。这
个插曲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多久，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报道
了这次活动，当然，阿登纳的回答经媒体大加渲染了一番之后，令人印象深
刻。
当天晚上，在下萨克森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人物，当时的汉诺威省省长
欣里希·威廉·科普夫的搓合下，阿登纳和舒马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
讨论了国内粮食情况，也讨论了关于工业设备的拆除问题。在这些方面，舒
马赫的态度让阿登纳感到两党似乎有着合作的基础。但是舒马赫却在讨论的
最后一刻提出了阿登纳根本不可能让步的一个问题：让阿登纳接受社民党的
领导，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德的领导地位。虽然社民党的力量强大、基
民盟发展的未来前景尚不明朗，但阿登纳却毫不相让。他正色地告诉舒马赫：
“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新近才成立的新党，但它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原
则和独立性。就目前来看，虽然社民党可以算作是全德最大的党，但是，今
后的发展却未必。究竟哪一个党的力量强大，将由最终的选举来作出结论。”
就这样，谈判最终告吹，不欢而散。
基民盟与社民党的争夺与冲突从此开始，社民党的强大和舒马赫以势压
人，并不意味处于劣势的基民盟会永远处于下风。阿登纳虽然年事已高，却
总是信心十足、精神百倍地奔走于各处，发表演说，向德国人民力陈基民盟
的政治主张。盟国渐渐重视阿登纳，对基民盟的发展速度也另眼相观。随着
国际形势的变化，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不对占领政策重新估计。
这样，对阿登纳和舒马赫、对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情况渐渐发生逆转，主
张以基督教原则和西方民主观念为建国基础的阿登纳和基民盟，在西方人眼
里变得亲切起来。
分道扬镳
“。。不久前还被盟国胜利的光辉照亮的舞台蒙上
了一层阴影。谁也不知道，苏饿和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将
搞些什么花样，或者说，它们的扩张计划和意图的界限—
—如果说有界限的话——究竟在哪里。。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
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慕已经落下来了。。”
——1946 年3 月5 日丘吉尔《和平砥柱》演说
战败国的命运首先取决于战胜国对它的安排，但是，随着战胜国家之间
关系的变化，使得本来错综复杂的德国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这样，德国人的
命运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战后大国在欧洲的争夺中。
战后德国舞台的第一幕，是由四大战胜国美、英、法、苏演出的，演出
的主旋律是改造德国。改造的目标是“四D”，即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
工业化和民主化，这四个词在英语中均以“D”字母开头，并在雅尔塔和波茨
坦得到各战胜国的一致确认。但是，各大国的分区占领却使得实际的占领政
策比起初的预想有很大的不同，“四D”落实到各占领区，其意义和做法又
有很大的区别。
在囚个占领国中，美国人对待败敌德国的态度和政策是极为独特的。在
大战的尾声中美国宣称将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两年内退回美洲大陆。因此，美
国人喜欢推行的是自己的思想观念，认为思想的影响才是深遗的。它主张惩
罚和改造并举，最终使德国人转而接受征服者和它新主人的政治思想。
英、法、俄国人对美国人想通过全面改造来恢复战败德国的做法颇有异
议。1945 年4 月美占区主持军管事务的卢修斯·杜比格农·克莱将军在记者
招待会上宣布：“我们不是到这里来投机谋利的。”但要让其它三国这样做
显然是不可能。美国在大西洋彼岸，美国人可以一走了之，欧洲各国却不能
这样做，它们费了好大劲才打败德国人，他们不能再次任由德国在欧洲肆意
横行。因此，英、法、俄三国对待战败德国的态度要比美国人实际得多，注
重落实有限度的目标，在德国长期待下去。而不是像美国人那样空谈人的改
造和理想。
正如《曼彻斯特卫报》老资格的记者特伦斯·沓里蒂所说的那样，英国
人不容易发怒，但更不容易宽恕别人。他们同德国人有一大笔帐要算。德国
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耗尽了英国人的人力和财富，这些财富都是
大英帝国几十年、几百年苦心经营的结果。况且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一
直是英国在欧洲和国际市场上最强劲的工业竞争对手，这次德国被彻底打
败、无条件投降，正是英国在多年来一直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英国必须借
此机会向德国讨还它过去的损失，把德国